原标题：这里是新中国文艺的摇篮，缔造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奇迹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院校，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中流砥柱，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时乐濛、于蓝等文学家、艺术家都曾在这里学习成长。鲁迅艺术学院还诞生了众多流传于世的经典作品，如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南泥湾》《八路军军歌》《延安颂》，文学作品《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民族歌剧《白毛女》，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抗战题材木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运草》《彭德怀同志在前线》等，均代表了那个年代最高的革命艺术成就，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的摇篮。八十多年过去了，鲁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艺术教育的典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所学校的办学经验，更是高等艺术教育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文艺政策同向共进的历史脉络，是一笔珍贵的艺术教育财富。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这所红色院校的历史发展与基因传承，这既是对鲁艺前辈的致敬与缅怀，更是对鲁艺后人的激励和鞭策。

延安时期（1938-1945）

——艰难创建与初步发展

鲁艺在延安的创建绝非偶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起来。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这里就活跃着一支革命文艺队伍，尽管规模不大，却有良好的影响，以杨醉乡领导的列宁剧团及其演出最为著名。随着成仿吾、冯雪峰、李伯钊等大批文艺干部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在延安恢复、重建、扩大革命红色文化的轰轰烈烈的延安文艺运动。1936年毛泽东建立中国文艺协会，这一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号召不同党派不同背景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在抗战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文将军”。“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序幕。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认识到艺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到的宣传、鼓舞和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专业文艺爱国人士来到延安，延安的文艺演出空前繁荣。话剧《血祭上海》的公演直接催生了鲁艺的诞生。

在《血祭上海》的庆祝晚宴上，毛泽东提出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艺术学校，由此包括徐义新、沙可夫、左明、朱光、吕骥在内的“艺术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从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之初就非常关心这所学校的成长，这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的开端，而学院《创立缘起》的撰写和校名校址的选定由沙可夫筹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任校董委员会委员，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所红色艺术院校的重视。鲁艺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更是直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希望鲁艺的师生能够发扬鲁迅先生的精神，做一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文艺战士。

1938年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培养和训练适应抗战和建设中国新文艺需要的大批艺术人才，毛泽东、周恩来及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联名发表《创立缘起》

1938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公开发表，鲁艺开始筹建。鲁艺成立之初是借用鲁迅师范学校的几间教室进行招生宣传。不久后学校选址定在延安老城北面一里路西侧的半坡上，这里原本有两排共20个多孔窑洞，老师和学生在山坡下又动手盖了十多个简易平房，并在山腰西侧加盖了两排窑洞，还开辟了山上的寺庙作为教学场地。尽管如此，鲁艺当时的办学条件还是十分艰苦的，据文学系第一任代系主任沙汀回忆：“没有固定的教室……同学们一般只有用三块木板做成的简易矮凳，双腿上则放块较大的木板，权当书桌。”

1938年鲁艺开学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学校，给鲁艺师生做形势报告

1938年3月14日，鲁艺正式开学。4月10日，鲁艺举行开学典礼。4月28日，毛泽东来到鲁艺发表了《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40年，因为文学部的成立，鲁迅艺术学院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鲁艺并入延安大学，再次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历史上统一简称“鲁艺”。从1938年4月创立到1945年11月迁校办学，在延安的七年多时间里，鲁艺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党同心，高擎起艺术报国的旗帜，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开辟了革命文艺创作的道路，创新了革命文艺的表现方式，锻造了一支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革命文艺队伍。

1940年毛泽东亲笔为鲁艺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和“紧张 严肃 刻苦 虚心”的校训

为寻求文艺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全党工作的方法，1942年5月2日至23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成为了党领导文艺界的纲领性文献。鲁迅艺术学院的多名师生参加了座谈会。讲话后，毛泽东又亲自到鲁艺宣讲解读他的讲话精神，提出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战斗紧密相连，无法相脱离，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力量、推动力量，必须是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与动力，是艺术家所重点突出的对象。

经历了这样的思想洗礼，鲁艺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定执行者。鲁艺师生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以及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积极践行理论联系实践的良好学风。鲁艺坚持在教育中将学生视为学习的主体，反对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兴趣自主确定学习方向。在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中，鲁艺的教师和学员达成一种共识：学员们自主学习、自主选题、自主创作，教师们加以引导、建议与修正，最后再上升到理论高度。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为鲁艺后来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被东北鲁艺带到更广阔的白山黑水中加以实践和总结。

为更好地拜人民为师，实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二为方针，鲁艺邀请民间艺人走进课堂，补充教师队伍。吕骥为了能加强音乐系学生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与认识，特意邀请了民间艺人韩起祥为学生们讲解民间艺术。这一做法对今天的高等艺术教育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在鲁艺的正规化办学阶段，师生们除了认真参加课堂讲授和讨论之外，还通过举办和参加各类艺术团体提高艺术水准。在这期间，一些有影响的社团包括山脉文学社、山脉诗歌会、文艺月会、鲁迅研究会、延安诗会等相继成立。鲁艺师生编辑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如《鲁艺校刊》《戏剧工作》《文学工作》《山脉诗歌》《民族音乐》等，出版了《鲁迅小说选》《白毛女》《秧歌剧选》《陕北民歌集》《陕北民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歌剧集》《木刻集》《戏剧集》等。无论是鲁艺编排的话剧、歌剧、京剧、歌曲，还是鲁艺出版的书籍，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深入人心。这些突出艺术教育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成果促进了当时延安文艺事业的发展，更为日后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鲁艺培养造就出的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和艺术教育的中坚力量与中流砥柱，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教育典范。

鲁艺第一期至第四期，共毕业学员502人，其中留校任教157人，到各个根据地工作146人，到部队工作116人，另有55人进入友区。这些人员日后成为各战线的文艺中坚力量，为中国文艺事业大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力量。

1939年鲁艺成立一周年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

其中，光未然、冼星海创作出《黄河大合唱》，不仅是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高峰，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气派，成为抗战时期的最强音，也成为今天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好音乐诠释。

鲁艺的大规模民歌搜集活动以及鲁艺改造旧剧与民族戏剧的探索，共同推动了新秧歌运动的发展。以鲁艺戏剧音乐系（1943年4月，戏剧部与音乐部合并为戏剧音乐部，下设戏剧音乐系）师生为主，取材于秧歌文化，将音乐、戏剧、舞蹈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秧歌剧诞生了，这一形式不但推动了陕北秧歌戏的艺术创新，还创造出了新秧歌这一新的戏剧形式。王大化、安波等人创作并演出的《兄妹开荒》被公认是中国新秧歌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1945年鲁艺在延安演出歌剧《白毛女》

中国新歌剧史的里程碑《白毛女》也诞生在鲁艺，由鲁艺副院长周扬牵头，鲁艺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和美术系集体创作演出完成。《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歌剧成熟的标志和发展的奠基石。它的成功演出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并为我国歌剧创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部作品不仅对中国歌剧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产生过广泛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文艺作品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时期（1945-1951）

——校址北迁与动荡发展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共中央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决定成立东北局，并随之组建了几千人的“东北干部团”，建立东北根据地，鲁艺被编为“东北干部团”二大队八中队。党中央对鲁艺的指示是一方面争取继续办学，一方面参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

鲁艺准备迁往东北出发前合影

鲁艺迁往东北前，毛泽东亲自给延安大学（包括鲁艺校部）师生讲话，他指出：“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还是敌强我弱。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你们这次去东北的任务是争取青年，办大学。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可能有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学会分析，一个西瓜可以切成两半，一半是困难，一半是光明，东北事不迟疑，说走就走，你们的飞机就是两条腿。”

正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迁校东北的历程历经磨难。1946年春天，迁校队伍从张家口出发后穿过内蒙古大草原，沿着苏联红军坦克碾压出来的路迹前行。沿途中师生们不仅要躲避国民党的封锁，还要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但他们以坚强的意志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跋涉，行程5000余里，终于到达哈尔滨。

1946年9月至11月，鲁艺师生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并入佳木斯东北大学，更名为东北大学文艺学院，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恢复办学任务。但是此后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对文艺宣传工作提出了迫切需要，而战时的动荡确实也缺乏继续办学的条件，因此鲁艺由学校体制改为文工团体制，史称东北鲁迅文艺工作团。文工团分为一团、二团、三团、四团和音乐工作团。东北全境解放后，学校恢复建设并成立“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史称东鲁。在此期间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成立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工团和实验剧团。

1952年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建校初与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合用的主楼外景（今鲁迅美术学院教学楼）

1951年9月，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并入到东北人民艺术剧院。1953年初，美术部和音乐部分别成立两个专门学院——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和东北音乐专科学校（1958年这两所院校更名为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文学系结束办学，东北鲁艺的历史从此结束。事实证明，来到东北的鲁艺师生把延安鲁艺的精神带到了东北，在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鼓舞战士斗志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在一片荒凉的文化废墟上，使革命的新文艺生根开花。

根植黑土地，唱响新旋律。鲁艺到达东北后，重要的任务就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形成东北群众文艺的新模式。沈阳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编制了协和剧《九一八是什么日子呢》，消解日本的殖民者身份，把侵略者表现成解放者。东北文工团到沈阳后，结合当地的斗争形势和老百姓的接受水平，第一个演出的是王大化、杜粹远的《锯大缸》，以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使观者了解了九一八的性质、东北沦陷的过程，以及三千万东北同胞是怎样在日寇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的，以艺术的形式回答了东北人民比较模糊的政治认识问题。《锯大缸》赢得了沈阳人民的热烈欢迎，人们流着泪看戏，不少观众情不自禁的往台上扔石头打剧中的“日本鬼子”。大连被日本统治的时间比较长，四十岁以下的同胞“从来不知道有中国”，虽然东北文工团在沈阳的演出得到了工农和市民群体的欢迎，但是沈阳文艺界还是把东北文工团看作“土包子”。如果东北文工团刚来大连就演出延安鲁艺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明显会水土不服，失去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的第一次宝贵机会。时任大连市委书记韩光提出“你们是从延安来的，希望你们用文艺武器做好知识青年的思想工作，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并建议上演《日出》。经过精心准备和认真筹划，《日出》取得巨大成功。文艺界和大连观众纷纷评价：“土包子不土啊！”“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共产党是懂艺术的，是有人才的啊！”

深入基层，深入民间开展艺术实践。鲁艺到达东北后，师生们很快创办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东北分会”，深入开展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和实践教学工作。吕骥、寄明、马可等音乐家对号子、东北蹦蹦和东北小调极其关注，及时出版并录制的作品成为东北民间音乐得以保存和推广的重要史料。马可在这一时期还创作了《我们的工人有力量》。这首歌是马可在工人的黑板报上得到的创作灵感，他仅用了一个晚上就写出了初稿，并拿着它到佳木斯铁工厂、发电厂和造币厂的车间去教唱，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东北鲁艺师生的艺术实践还体现在积极办刊上，当时出版的刊物有《东北文艺》《东北文化》《人民戏剧》和《人民音乐》，其中后两本杂志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鲁艺后人赓续红色音乐文化基因。鲁艺为东北的艺术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丰富的学养，不仅提升了东北地区的音乐教育质量，还提升了音乐教师的专业化水平。1953年，“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在沈阳成立，1958年更名为“沈阳音乐学院”。这是东北地区第一所正规的高等专业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建立为东北地区音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专业的人才，弥补了东北地区专业人才不足、教育师资不全的现状，更为全国的音乐事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和沈阳音乐学院的校友们接过前辈的鲁艺旗帜，创作了《闪闪的红星》《我和我的祖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今天是你的生日》《青藏高原》《渴望》等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

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

——凯歌行进与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战略中心开始由战场转移到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工作上。延安时期鲁艺培养的中共文艺干部受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开创了解放区的艺术教育范式，亲身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鲁艺师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坚定的追随者、信奉者、执行者和宣传者，是新中国文艺建设上最可靠的干部。

东北大区撤销后，中央从东北调走了一大批鲁艺的艺术骨干从事新中国文艺建设和艺术教育管理工作。在音乐教育领域，吕骥调到中央音乐学院任院长，安波负责筹备组建中国音乐学院。鲁艺的师生还先后负责筹建和参与发展建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延安大学、星海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水平的高等艺术院校。中央整建制或部分地从东北选调鲁艺师生奔赴全国，筹建和充实专业艺术院团，如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剧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等。这些走向全国的鲁艺人将新的人民文艺再次推向高峰。正如李维汉当年的预言：“这一大批有相当修养的干部，将是掌握全国文艺活动最宝贵的资本。”

诞生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鲁艺创造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奇迹，就像毛泽东主席称道的那样，他们以“纤笔一枝”创造了胜过“三千毛瑟精兵”的伟绩。虽然鲁艺在1951年写完了历史的最后一笔，但它在十几年的艺术教育、艺术创作与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鲁艺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以及从中高度凝练的鲁艺精神一直被其继承者传承与发展，不仅从未间断，而且已成为新中国文艺和艺术教育的精神象征，铸就了几代文艺工作者的精神家园。鲁艺是那个时代的传神之笔，是一个可以昭示未来的精神坐标。

位于延安桥儿沟的鲁艺旧址（李澄摄于2020年）

回首过往，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在陕甘宁边区面临经济封锁衣食无着的困境中，在走向完全陌生的白山黑水的征途中，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重塑文艺工作格局的斗争中，鲁艺师生高擎起艺术报国的旗帜，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众多的文艺精品与时代印记。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艺的后人们会像80多年前鲁艺那些怀揣爱国主义理想的前辈一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再谱新曲，再续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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