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红茶的天下之行

在茶的六大类别中，被世界认知最广泛、喜好度最高的当属红茶。在除南极洲外的每一块大陆，都有遍布山野的红茶种植、加工园，哪怕是被冰雪覆盖的索契与西藏。在每一个地区、国家都有热忱的红茶追随者，哪怕是战乱频仍的中东与北非。在任何一家跨国茶企，也都有响当当的红茶品类，即便只是红茶与花草的拼配饮品。在不足两百年内，红茶由它的母产地传播到全球每一个角落，温暖了无数家庭。

问世后的传播

中国华南地区，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深山中，蕴藏着一方茶的国度，自十三世纪末蒙元朝廷于此设置皇家茶园以来，这里一直是御贡绿茶的种植地。当然，此种设置并非某位当权者的心血来潮，此处距离两宋皇家御茶园——建安（今称建瓯）北苑只有百十公里，产地变迁更像是一种传承、一次升级。

三百年后的十六世纪末，一连串偶然事件让原本鲜嫩的绿茶氧化、变色，茶红素为新茶“涤染”了色彩，也为茶家族增添了一枚新成员——红茶。同样是在十六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葡萄牙人已经在明帝国的海岸盘踞了半个多世纪，他们通过官方与非官方手段从中国进口货物，这其中就不乏这类神奇的东方树叶。

崇山峻岭间的红茶诞生地

1662年，伴随着一次政治联姻，高雅脱俗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干萨嫁给了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二世，她没有忘记那些来自遥远东方的冲泡饮品，将其私藏于陪嫁之中。当然，这饮品也没辜负它的主人，在婚后孤寂的空房生活中，长伴其左右。其实就连新王妃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的这种行为将对日后英国宫廷乃至社会的审美趣向产生深远影响，并为红茶原产地——中国，与传播方——英国铸就最初的缘分。

葡萄牙2016年发行的纪念币，用于纪念凯瑟琳·布拉干萨对茶叶传播的贡献

随着英国对茶叶消耗量的激增，红茶在清帝国口岸的需求量大增。广州十三行，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官方商贸机构，不光肩负着商品的售卖，也无形中从事着文化的输出。一款来自中国的红茶自然要拥有彰显“血统”的名字。“内部山小种”，神秘而正统，充满了东方营销观念，英国人以广州粤语发音将其译为“lapsang souchong”，也以同理将出产山场译为“Bohea”。今天中国人称这款最古老的红茶为“正山小种”，与“内部山小种”异曲同工，而它的产地被称为武夷山。

永远不会缺席世界茶单的正山小种

十八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英国人口死亡率骤降，如果没有此次转折，就不可能为随后几十年而来的“工业革命”积聚足够的劳动力。在那个时段，英国人的饮食观念发生了一个变化：民众发觉饮用开水冲泡的茶比直接喝河水，或温水冲饮的咖啡健康很多。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成年人身上，更体现在饮用母乳的新生儿身上。不过在那个时候，英国上层社会并没有集中精力于茶对下层民众健康状况的提升，他们更关心如何将这种需求量极高的经济作物据为己有。

十九世纪中期，英属东印度公司雇佣的植物猎人——罗伯特·福均（Robert Fortune）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余烟下从事了十多年植物间谍活动。西湖畔的山谷、黄山的林地、武夷山的坊间，福均都曾留下他那高挑而阴沉的背影。那些年茶种窃取的“成果”是：上万株茶树与茶籽被盗，红茶的采集、加工、封运等高精度技艺尽数泄露，六名制茶师与两名制箱师被运出中国，而它们都将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即中国之外第一个红茶加工园——印度大吉岭。

为世界茶界津津乐道的“窃茶”事件被收录于各类影视、书籍中

中国红茶的子孙

大吉岭（Darjeeling）位于印度西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该地位于阿萨姆山区与印度次大陆主板图的交界点上。历史上，大吉岭被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王室轮流统治，直到有一天它的新主人——英国东印度公司驾临。

众所周知，即便是在印北部，和英伦的天气相比也是相当炎热的。自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为东印度公司颁发皇家特许状以来，该公司一直以垄断的形式为英国政府打理印度事务。十八世纪末的一年，公司官员在前往锡金的途中，被大吉岭凉爽的气候所吸引，于是将大吉岭选为英国官员、士兵（东印度公司可以颁布法令，建立军队）疗养院，尔后于此开辟植物园。1836年大吉岭并入英属印度版图，也自此开启了系统化、规模化的茶树试种。

1849年秋天，已经有近十年经验、两次深入中国内陆并成功盗取植被的罗伯特·福均来到了武夷山，制作红茶与乌龙茶的知识产权也即将在此刻永远结束它的原产地唯一性。福均用他自己改进后的小型可移动植物温室——“沃德箱”装走了足以在大吉岭山谷填补所有种植空地数量的茶苗、茶种。

为植物远洋运输设计的“沃德箱”成为后世大型植物温室的理论依据

然而，英国人的计划远不止于此，维多利亚女皇一直盘算着收回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或者说对茶叶的经营权，一种包裹着动物油脂的子弹最终为其找到了托辞。此种子弹在使用前需要先放入口中，化开油脂，在印度温润的空气中，这无疑是当时最有效的“保鲜”手段。但它的使用者——土兵（印度籍民兵）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种口含动物油的行为严重玷污了本民族宗教信仰。军队哗变令东印度公司损失惨重，双方爆发了血腥的报复行动。

英国政府顺理成章地出面调停，并给出了“得体”的解决方案——取缔东印度公司、撤销办事官员、由政府直接托管。一个被遗忘的事实是：埋下祸根的那些子弹是在英国本地生产的。就这样，自伊丽莎白一世起为英国拓展殖民地250的英属东印度公司就此作古，但英国并未停下红茶帝国拓展的脚步。

今天，大吉岭红茶在众多国际茶品牌中独占鳌头

锡兰（Ceylon），一个咖啡豆香气四溢的热带岛屿，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经历了一场植物浩劫，咖啡驼孢锈菌肆虐了整片岛屿，咖啡锈病的传播速度惊人，造成了不可修复的严重后果。与其冒风险重建种植园，不如用另一种经济作物取而代之，茶成为不二之选。在获悉红茶加工的秘诀后，英国政府将锡兰殖民地变卖给国人，并鼓励他们去遥远的东方种茶。1898年，一颗“维多利亚时期”茶叶界冉冉升起的新星踏上了这片土地，他就是日后茶叶帝国“Lipton”的创始人汤姆斯·立顿。二十世纪中期，随着“斯里兰卡共和国”的确立，“锡兰”这个称呼已经结束其历史使命、很少再被世人提及，但在一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席——本国茶叶包装。

斯里兰卡中部茶园遍及，是殖民时期的记忆

被殖民当局变卖的土地不止于南亚，东非大裂谷也是如此。大裂谷两侧优越的气候条件为农副产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以肯尼亚为中心，包括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都有属于母邦的茶叶种植园，殖民者于20世纪初将茶树移植于此。在这些殖民地国家中，茶产量最大的国家非肯尼亚莫属。如今，肯尼亚稳居世界红茶出口国前三甲，于沿海城市蒙巴萨举行的茶品拍卖会常年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国的知名茶企，成交量之巨令人乍舌。

在蒙巴萨东非茶叶交易协会上，每周都会上演友好而激烈的茶品拍卖会

本方阵地的沦陷

英国固然在世界茶叶市场树大根深，但事实上它从未提高过茶品口感。从茶被带出武夷山之后，它的制作工艺只是被单纯的“克隆”到世界各大茶叶加工厂中。反观红茶的故乡，经过两百年的探索与努力，中国茗品对口感的改良是世界大多数茶客闻所未闻、难以想象的。

英属殖民国家所产的绝大多数茶品均为红碎茶，它是通过一台被称为C.T.C.（crush-tear-curl，碾碎-撕裂-卷曲）的半自动机器制作加工的，成品规格统一。大多数参与制茶的殖民地劳工只从事最基础的采摘与搬运工作，因此，茶在口感方面的差异几乎完全仰仗产地水土，与人工无关。这真可谓人不识茶，茶不识人。

CTC机轰鸣百年，人不识茶，茶不识人

历史无数次见证，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力量。当制作红茶的工人不懂得红茶萎凋、揉捻、发酵（茶界的习惯性称呼，实为与空气中氧化酶的氧化作用，此过程没有酵母参与）、干燥四个步骤工作原理的时候，他们只能依赖机械，毕竟机器通常不会犯错，但这也永久性抑制了新工艺的形成。

金骏眉，一款诞生于二十一世纪初，由红茶源头产地创造的新茶品，选取“正山小种”单芽原料，“发酵”步骤大不同于前，香气、口感在确保醇厚的同时注入额外的花果芬芳，可谓茶中精品。在笔者给外国茶客展示金骏眉茗品时，有一则恒定的“金规律”：只要茶客愿意在茶桌前坐定并啜饮三泡，必定会对红茶有全新的感悟。

金骏眉令澳大利亚红茶爱好者爱不释手

虽然中国红茶的口感举世无双，可真正领略过金骏眉或是高品质正山小种、滇红、祁红的世界茶客凤毛麟角，即便偶有品尝，也不会对产地留下记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作为全球红茶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并没有展示出质量上的特性。许多茶行业从业者主观、固执地认为外国茶客不会为高档红茶埋单，这是由于对国际消费市场无知而造成的，但此种行为闭塞了世界了解中国上乘茶品的途径。第二，寥寥无几的高端红茶并非由中国品牌带向世界，在出口货单上它们的身份是原料而非商品。当被贴上国际知名企业的商标后，这些红茶进入它本该属于的范畴——奢侈品。然而，当品茶者手握茶杯时不会对饮品的生产源头浮想联翩，而是几乎将全部感激之情给予拣选这些名茶的企业。

跨国茶企货架上淹没于世界茶品的中国红茶，平白无奇

第三，如果茶产品作为“硬植入”已经令中国失去先机的话，茶文化的“软植入”则更加挫败，中国茶在世界上严重匮乏话语权。笔者在每堂“一茶一世界”茶课最后一讲——“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茶史”结尾阶段都会略带仪式感地朗读一段话，声音颤抖并随即陷入莫名的悲痛情绪中。这段话摘抄自一家世界知名茶企的官方网站，段落的大意是：“纵然茶在中国被发现了5000年，自神农氏于公元前2737年揭示了茶的健康功效开始。但实际上是锡兰在19世纪到20世纪时让茶闻名于世。”段落结尾部分，为显示出该品牌创始人的学术贡献声明：“是他完善了采茶技艺，总结出好茶需采‘一芽一叶’。”

如此粗制的文化信息就是这样通过网络呈现于世界品茶人面前。姑且不说前文对于炎帝神农氏生活年代极其错误的认知，也不讨论是否真是神农氏发现了茶，单就采集工艺来说，自李唐晚期（公元9世纪）到朱明王朝（公元16世纪）便足可寻得十部提及采集标准的中文茶书。只是在那个时候，人们不称其为“芽”或“叶”，而是更形象的称芽为“枪”、叶为“旗”，也就有了“一枪一旗”的说法。

《大观茶论·采择》中对于“一枪一旗”的记录与分析，该作成书于公元1107年

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红茶还是以低端品种、原料形式出口，世界茶爱好者记不起任何一家中国茶企，“硬阵地”上找不到可以吸引国际茶客的品牌、店铺。文化宣传上的缺失则更加致命，想了解中国红茶，多数人还要假以他人之口，“软阵地”上难寻可供国际茶客阅读的宣传、书籍。软、硬阵地尽失令传播有始无终。

德艺双馨的新贵

如果世界真是像这家英国公司宣传的那样，要等到二十世纪之交才通过斯里兰卡了解茶，那就未免孤陋、浅薄了。

东亚与南亚最早受益于中国茶文化，在十一、十二世纪前后逐步形成了具有各民族特点的饮茶习惯。十八世纪早期，红茶已经伴着驼铃，经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过万里雪原远销东欧。而俄国人知晓茶饮则是通过更早的北元蒙古王爷。同样是在十八世纪早期，远在西欧的英国，由于中国茶在民生健康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需求量猛增，价格也随之飙升到普通劳工无法承受的地步，直到邻国荷兰开始向其走私红茶为止。而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人到达中国口岸的时间仅次于葡萄牙人，他们是“不列颠帝国”坚船利炮的前辈。

自彼得时期红茶传入后，俄国逐步培育出属于本民族的饮茶习惯

几十年后，英属美洲殖民地因为东印度公司增加茶税导致的“倾茶事件”（1773年，波士顿），最终导致了一场席卷北美的战争，战争结果是“美利坚合众国”就此诞生。三十多年后，逃亡至巴西的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1767-1826年）没有忘记凯瑟琳·布拉干萨的成就，他寻觅的中国茶师为南美洲植物界录入了一枚外来物种。自此，“新大陆”的南北两端均镌刻下对太平洋彼岸叶子饮品最初的记忆。

波士顿“倾茶事件”

20世纪初确有一个国家为世界茶文化添加了些许新元素，不过它与锡兰并无关系，它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1299-1922年），它曾经是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差点完成了西罗马帝国的创举——把地中海变成国家的内湖。奥斯曼帝国领土曾覆盖当时世界最核心的优质咖啡种植地，但在20世纪初，它不得不做出改变。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往日的帝国被切割成无数小国，随之而去的还有那些咖啡园。自1918年一战结束，土耳其又经历了五年独立战争，也就是说土耳其人真正有时间发展经济、生产红茶开始于1923年以后，然而他们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让世界记住了Turkish tea（土耳其茶）。

不论在土耳其的哪一座城市，都能感受到茶文化，居家需要茶、商务需要茶，劳作前必要痛饮三杯茶。在繁华街角，饮品店可以把茶递送到周边办公室。在高档餐厅，考究的茶器可以提升空间整体呈现。在主妇厨房，煤气炉上烧煮的双层茶壶则可以令生活更有情调。此外，茶文化传播并不仅限于国家之内，土耳其每年海量的游客，都是土耳其茶的推广者；传播形式也并不止步于线下，本国人将煮茶、调配的流程制作成视频，放在大大小小的社交、娱乐媒体上，为茶饮文化发声。

在土耳其，茶会被融入任何景致

对比过土耳其茶与中国茶，前者的口感势必会令多数茶客失望，并不优质的红茶被稀释后滤掉茶渣，配上糖共饮。品茗形式也相对简单，双层壶、郁金香杯、外置茶漏、糖块，相比于复杂的“工夫泡”，有些小巫见大巫之感。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土耳其茶不论是味蕾记忆还是文化获取都让人有章可循，它没有为全人类茶饮做出显著贡献，却令本国人在文化上富甲一方。

区区一百年，土耳其茶让世界发现它、欣赏它、熟悉它，可谓德艺双馨。在收获了文化认可之后，土耳其也顺理成章的收获了经济转换，毕竟谁会拒绝一杯有故事的茶饮，谁不愿尝试一段有意思的旅程？

斟满郁金香杯的红茶与两千年地区历史共存

像土耳其茶一样，中国茶文化在世界的推广需要一群人在一段时间内为其默默耕耘，它可能不会让这群人受益，还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使他们不被理解，但当它被世界认知之时，必定可以为中华民族附加无尽能量。中国红茶，从源头的崇山峻岭中走向全球山场，在惊涛骇浪中见证了由帆船到飞剪船再到蒸汽轮船的航运方式变迁。今天，在更加便捷、迅速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红茶的传播速度被远远甩在了英国、印度、斯里兰卡，甚至是肯尼亚、土耳其茶之后，但它依然值得期待，也值得信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待它出山之际，必是惊世之时。

（图片来源于scope艺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