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真相是什么？ 国际艺术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漠视”

在近日的一篇推文中，“凤凰艺术”为您介绍了印度艺术家通过创作支持中国“抗疫”。在搜集相关资料时，却发现海外艺术世界几乎对此疫情毫无动静。这与几个月前西方文化/艺术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热度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和口罩有关，同样和“抗”有关，又同样与“人”密切相连，报道的热度和艺术家的发声程度却有着巨大差异。这到底是何种原因？

转眼间，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然持续许久，每日不断变化的相关数据、专家分析、家居常识与社会质疑的新闻此起彼伏。无论何种媒体，也都将肺炎疫情放在其报道首要位置，力图为读者和公众提供某种信息。

虽然疫情的主要发生地是在中国国内，但仍然有几十名在海外确诊的患者出现，这也导致了诸多国家宣布停飞往来中国的国际航班，也吸引了诸多海外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但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的艺术/文化类媒体似乎却对这里的报道产生了集体性的缺失，以及国际艺术世界对此事的发声程度，都和前段时间对香港事件的狂欢式关注形成鲜明的对比。都是口罩。从黑口罩到白口罩，都和艺术有着不近的距离，都和人有关，为何受到的关注程度竟有如此大的变化？

黑口罩 白口罩 都关于人

当然，某种程度上，香港事件可能更加具备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更加符合并吸引“当代艺术世界”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性职能；而肺炎则或被视为一场公共卫生事件，并非是政治性的——他人得了病，远远没有他人遭遇的“现实暴力”更加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真正生活在这里或那里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真正的、泾渭分明的两极对立。即便是如今疫情的蔓延与相关事件，同样具有与政治性因素、政治话语及一系列的政治举措的密切关联。

这些来自内部、外部、结构性的、复杂的因素，却都被外面的文化人们漠视或是毫无察觉。换句话说，日常性作为意识形态的起始也同样被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个体也被剥夺了实体和“实在界坚硬的抵抗内核的现实本身”，成为一种工具，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共谋，从而形成了某种景观。“这种景观遮盖了流行各种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观点的苍白与无力，掩盖了社会中真正的邪恶。”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暂且产生了这种疑惑：是否“他们只关心‘人权’，而不关心这里的‘人’本身。他们对符号化的意识形态的热情，也远超越对人类生态本体的关注。”

被作为工具的个体

事实上，在图像快速涌现的过程中，当年被人们视为危险和革命性的艺术力量现在似乎已经老掉了牙齿，并显得那样和蔼可亲。博览会、双年展、三年展、文献展……越来越多的展览和活动追求着独特性与在地性，但多数却也只是在庆祝表面差异，并在同时不断强化着艺术世界的马太效应，或是成为两面人行为（double behavior）的工具。

如果真的关注地区自身的生命力，那就不会忽视掉日前香港画廊主们的呼喊：这里没事，巴塞尔可以继续。真正在地的人们处理着第一手的生活经验，做出最本土的反应机制和预测——即便疫情依然严峻，但当地人的看法仍然值得严肃讨论。然而，与2019年的那几个月对比，这些呼声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展会关闭、航线停摆，这是已然遭受过一次冲击的香港如今的真实处境——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 在这篇文章中，香港画廊主称西方媒体主张取消巴塞尔的报道是“短视的”

当然，这并非是说关心人权是某种错误，也并没有忽视人所遭受的困境和他们所必须发出的声音——这一切都是社会进步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有其强烈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我们也必须对那些真正的痛苦做出行动。本文只是试图提示出某种现实：如果你真的关注某个地域想为它发言，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应该是被摆在明面上地平等对待，而并非仅是将其任意操控揉捏，有选择地强化、淡化或是幻想化——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大声呼喊，在对自己有所损伤（或对自己无所谓只是对对方有真切伤害）的时候，又默然无语。在此时，所谓的真相也变成了每一个接受者与说出者的过度自信。

▲ 报道中称，香港画廊在遭受街头抗议者们的破坏后，由于本次肺炎再次丧失活力

什么是真相与正确？

真相存在吗？这一切，都要求着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对现实采取认识论意义上的近观的态度。遗憾的是，大众的观念似乎并不是笔直线性地趋于越来越理性，恰恰相反，像这样对其他群体的仇恨，从未达到现代的规模和强度。这很可能是因为，以前人们的感知更加具体，往往都基于具体经验；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人们可以获得大量的间接经验，但却更加容易导向自欺欺人或是不真实。此时，这不仅仅是自外而内的要求，同样也是自内而外的：譬如，我们同样需要避免基于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和政治正确是可怕的，这种正确的道路反而指向了错误的深渊。在电影《方形》（The Square）中，作为策展人的主角所策划的一场展览即将开幕，通过这场展览，他希望可以宣扬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积极向上的理念。然而，贯穿影片始终的，却是从他个体到社会群体间的冷漠、暴戾、指控与疯狂。“当野兽跃上餐桌，我们沉默着围观盘中之餐；当女孩踏进方块，我们兴奋着参与信息狂欢。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信任危机，觥筹交错中化为笑谈。”

▲ 电影《方形》海报

事实上，近些年无论是在文艺作品亦或社会现实中，对于政治正确的嘲讽和对于政治正确的“坚持”始终彼此交织，在模糊颠倒中显现出无法挣脱某种枷锁或框架的诅咒。说教中饱含着虚伪矫饰，破坏中又暗藏着利益私心。在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看来，形成政治正确系统的欧美战后历史动力已死，而冷战年代形成的左右分野已经不再有任何政治实践的意义。由于新技术革命，每一种既定的社会立场和表述都必须接受质询和再定位。政治正确亦如此，已经不仅关乎道德立场或道德伪善了。

▲ 《寄生虫》主创人员

因此，政治正确成了一种可以被随意改写的说辞。而伴随着政治正确的浪潮，假新闻与后真相同样呼啸而来。无论是“后真相”（“在客观事实和证据面前的抗拒态度”，或者“相信事实外某人愿意相信的事情”），还是假新闻（“时常带有嘘头的，并包含错误报道和错误信息的新闻”），它们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在当选和选举进程中的言辞举动而被大幅提起，最初极具政治特点，随后其含义也扩展到其它生活领域——近日，美国政府不承认国内五大官媒新闻媒体身份的新闻，以及华尔街日报标题事件传出后，更是从另一种角度促进人们去思考当代媒介社会的种种现象。

假新闻·后真相·谣言

从媒体的角度而言，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资深媒体经济学家Ken Doctor就曾写道：“公众可能还尚未意识到这些新闻事件和新闻报道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和精力去阅读一篇富有洞察力和见解的文章或是新闻报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距离真相越来越远。”

如今，新闻“中立性”的丧失也常常被认为是“假新闻”的佐证——“假新闻”不仅仅指代那些凭空捏造的新闻，更多地指的是出于政治目的或商业利益编造的新闻报道。在实践中，人们还会用“假新闻”指代那些带偏见的新闻、党派言论，以及政客们虚假的言论。这些新闻通常在社交媒体或其他平台传播，然后被新闻媒体放大。这同样来源于每一个媒体或个人在日常中有意无意充当同谋的节点。因此，如果事件本身缺乏足够的细节，或者缺乏完善这些细节的渠道，谣言便成为了“真相”的一种替代或补充，或是列斐伏尔所说的那种替代和虚假的解决。

真实被幻想瘟疫化？

无论自我与他者，在当下时代都面临着诊断错误或是过度自信的风险，随时可能再次陷入封闭的屏障中，而对真实现实的阻碍与异物无动于衷。恐惧的对象性和自我的确定性，共同构建起文章开头所提出的疑惑问题。

挪威作家卡尔·奥夫·克瑙斯加德（Karl OveKnausgård）曾在小说中这样写道：“好像他们居住的房间里的墙壁被拆除了。世界不再完全笼罩他们。突然出现了一个开口……他们的目光不再遇到任何阻力，而是不断前进。”

在近二十年里，这个开口是互联网、是全球化、是完善社会的建立 。然而，我们的世界联系地越是紧密，一个地区性的进步/灾难/隔离越是能引发全球性恐惧，最终反而加速了逆全球的进程。而在这一进程中，许多让人充满迷惑的未来扑面而至。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害怕这个世界有瘟疫，也并不害怕社会上的种种问题，而是害怕这个时代仅仅被幻想所瘟疫化。

如今，每个人都需要在开口处、在苏格拉底的洞穴旁、在露出的强烈光线中，半眯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