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沃德美术馆“林中徘徊”的不止是树，还有疫情下的人类

近日，由58届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总策展人、伦敦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总监拉夫·鲁戈夫（Ralph Rugoff）策划的展览“林中徘徊（Among the Trees）”” ，汇集了来自五大洲的38位知名国际艺术家的多件艺术作品。展览试图重新塑造我们对树木与森林的认知。在第50次“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本次展览探寻了树木是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及其在我们日常生活与想象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开始在欧洲流行开来，多国公共机构宣布暂停接待观众参观。自18日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Modern and Tate Britain）在推特上宣布关闭旗下的四个馆区以来，英国的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场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V&A）也宣布暂时关闭，且恢复开放时间尚未确定。3月19日，英国最大慈善组织国家信托（The National Trust）宣布免费开放部分花园和公园，为那些在冠状病毒流期间试图保持社交距离的人保留一些开放的空间。

▲ 冠状病毒影响下的英国 图片来源：skynews

位于伦敦的南岸艺术中心（Southbank Centre）同样遵循政府建议关闭所有场馆，而其所属的海沃德美术馆（Hayward Gallery）正在举办展览“林中徘徊”（Among the Trees）。我们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展览所展现的是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思考。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与树木、森林的关系，并挑战了人类对于树木传统的认知；这对于对我们理解当下人与病毒、自然与社会的“羁绊”（日语“きずな”）大有裨益，审视自然-社会网络中的复杂关系。

▲ 位于伦敦的南岸艺术中心（Southbank Centre），图片来源：Southbank Centre

“林中徘徊”由海沃德美术馆总监拉夫·鲁戈夫（Ralph Rugoff）策划，邀请了38位艺术家就这一主题提交作品。而展览策划的社会背景，则是西欧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环境运动。英国肯特大学环境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卢茨（Christopher Rootes）就认为西方环境运动正处在十字路口，发达工业社会中不断制度化的现存环境组织面临着更激进团体和地方性抗议者的挑战。因此，置身于环境运动的艺术家在在树木中看到一个非常广阔的艺术领域，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艺术实践以回应这一时代议题。

▲ “林中徘徊”（Among the Trees）展览现场，图片来源：海沃德美术馆 （Hayward Gallery） ，摄影：Mark Blower

展览策展人拉夫·鲁戈夫表示：“今天，全球范围内对森林的破坏日益严重，展览‘林中徘徊’将这些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汇聚在一起，促使我们去思考树木与森林在人类的日常与精神生活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一不可或缺的物种美丽而复杂，我希望这个展览能够让观众们重拾对其的感恩之情。”

▲ 1970年1月20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政厅的抗议者，图片来源：Environmental Progress (EP)

正是由于艺术家非凡的创作能力，使得观众在海沃德美术馆可以里看到一棵30米高的“树”。观众还可以在展厅的切换中看到哥伦比亚的雨林地带、日本的偏远岛屿、以色列的橄榄园，了解树木如何成为塑造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观众还可以在一棵有着9550年树龄的云杉前驻足思考，这棵屹立于北欧瑞典的“森林长者”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生命的尺度。

▲ 乌戈·罗迪农（Ugo Rondinone），《冷月亮》，2011，©Ugo Rondinone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摄影: Linda Nylind

除了雕塑、装置、素描、绘画和摄影之外，展览还呈现展示树木巨大体量的作品。乌戈·罗迪农（Ugo Rondinone）将一棵有着2000年树龄的橄榄树刷白，创作了一件巨型的雕塑《冷月亮》（cold moon）；艾贾·利萨·阿赫蒂拉（Eija Liisa Ahtila）使用了拍摄人像的手法，为一棵30米高的云杉树制作了一段影像，将6块屏幕横置才能看到这棵树的全貌。

▲ 观众在观看艾贾·利萨·阿赫蒂拉（Eija Liisa Ahtila）的作品，一棵30米高的云杉树影像，©Eija Liisa Ahtila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摄影: Linda Nylind

贫穷艺术的代表、意大利艺术家朱塞佩·贝诺内（Guiseppe Penone）创作的《12米高的树》，是在一个工业刨花木料中精心地雕刻出了一棵接近天花板高的树苗造型。在楼上，维吉尼亚·奥弗顿（Viriginia Overton）使用从美国田纳西州乡下农场周围树木中获取的维吉尼亚雪松（Virginia cedar），制成木板在画廊中搭建了一堵墙。维吉尼亚雪松又名东方红雪松，其芳香宜人的红色树心是非常珍贵的家具木材。维吉尼亚雪松天生有防御蛀虫的特性，用它制成的栅栏即使在潮湿的土壤中也不会腐败朽烂。

▲ 朱塞佩·贝诺内（Guiseppe Penone），《12米高的树》，1980-82年，© 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摄影: Linda Nylind

爱娃·若斯潘（Eva Jospin）用硬纸板制作出了十分迷人的森林景观《普法尔茨森林》，那高耸、干枯的枝丫似乎诉说着这里曾隐藏着诸多的秘密。普法尔茨森林位于德法交界，具有浓郁的中世纪气息。安妮娅·加拉西奥（Anya Gallaccio）向观众展示了一棵树结满了童话般果实的树，灰暗、干枯的枝丫与饱满、鲜艳的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包括莎莉·曼（ Sally Mann）、史蒂夫·麦奎因（ Steve McQueen）和吉米·达勒姆（Jimmie Durham）在内的艺术家则讲述了树木如何与人类的历史、政治和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

▲ 爱娃·若斯潘（Eva Jospin），《普法尔茨森林》，2020，© Eva Jospin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摄影: Linda Nylind

▲ 安雅·加拉西奥（Anya Gallaccio），《因为我停不下来》，2002，© Anya Gallaccio. All Rights Reserved, DACS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摄影: Linda Nylind

观众坐在珍妮弗·斯坦坎普（Jennifer Steinkamp）的大型装置《Blind Eye》前，可以想象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中，自己迷醉在桦树林四季变幻莫测的无限循环中。珍妮弗·斯坦坎普善于制作自然化和抽象化的数字视频动画，来研究时间流逝和有机运动等主题。她的作品可以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她也成为视频和新媒体领域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 詹妮弗·斯坦坎普（Jennifer Steinkamp），《视而不见》，2018，© Jennifer Steinkamp 2020. 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摄影: Linda Nylind

接着，面对澳大利亚籍艺术家托巴·基多里（Toba Khedoori）错综复杂的绘画作品，观众再次在浓密的树枝、树根和树叶组成的网络中迷失自我。艺术家这些对于细节的专注与表现，给她的作品注入一种平静和冥想的力量。托巴·基多里自90年代初出道以来，投入很大的情感描绘窗户、墙、云等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相对于在画布上用厚重的颜料塑造能够起观众强烈共鸣的形象，她更偏爱在处理过的薄纸上精心勾勒对象并完全空置背景。

▲ 托巴·基多里（Toba Khedoori）的作品，图片来源：RADIUS BOOKS

展览中还有中国艺术家史国威的作品，他采用黑白照片手工上色技术，使其作品介于摄影与绘画之间。史国威的作品以广角视点呈现出一处风景的特定构成，并使之聚合成单一的图像——草地、石块、森林或一株孤单的树。

▲ 史国威作品在“林中徘徊”展览现场，图片来源：Hayward Gallery，摄影：Mark Blower

作为艺术家，史国威并不追求创作一幅完全写实的自然风景照片，而是诉诸记忆来为他的“摄影-绘画”作品上色。展出的作品让在枝叶充斥着整个画面，扰乱着观众们对景深的意识，以此避免使之形成稳定与单一的观察点。而视点的陌生使得“摄影-绘画”具有超现实的意味，弥漫着乡愁气息并提示着崇高。

▲ 史国威，《京都》，2017，图片来源：磨金石空间

▲ 史国威，《松》，2016，图片来源：磨金石空间

展览的公教活动还包含着一些列的对话，其中一些活动由于疫情原因而取消。来自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理论家萝丝·格雷（Ros Gray），曾在2018年与谢拉·谢赫（Shela Sheikh）共同编辑特刊《悲惨的地球：植物冲突与艺术干预》（The Wretched Earth: Botanical Conflicts and Artistic Interventions）。萝丝将与参展艺术家乔安娜·卡莱（Johanna Calle）围绕着卡莱生活和工作过的哥伦比亚展开对话，从土地权出发讨论卡莱的作品对于环境政治和社会正义的贡献。乔安娜的作品通常是通过改造打字机来质疑文字之于口头传统的权威性，她的作品曾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17年）、悉尼双年展（2016年）、圣保罗双年展（2014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4年）和伦敦客厅（2013年）等地广泛展出。

▲ 萝丝·格雷（Ros Gray）的参展作品© Ros Gray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德国籍艺术家玛丽埃勒·纽德克（Mariele Neudecker）与芬兰赫尔辛基美术学院讲师蓬托斯·基安德（Pontus Kyander）进行对谈。玛丽埃勒的参展作品是一件装置，她在展厅的一个空间中摆满了真人大小的树木模型，并且制作了大片野生林地的全尺寸模型。她的影像作品“坦克作品”（tank works）是以欧洲浪漫主义绘画描绘森林的方式制作的，其视觉效果与三维微观世界相似，在自然与人工、真实与虚构之间游移。玛丽埃勒目前是欧洲原子能研究所（CERN）的访问艺术家，作品曾在杜利奇美术馆（Dulwich Picture Gallery）、威康收藏（Wellcome Collection）、国家海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和泰特大不列颠美术馆（Tate Britain）展出；坎德尔曾在挪威任特隆赫姆美术学院美术馆（Trondheim Kunstmuseum）和斯科姆斯兰美术馆（Sørlandets Kunstmuseum）馆长。

▲ 玛丽埃勒·纽德克（Mariele Neudecker）的参展作品，© Mariele Neudecker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艺术家瑞切尔·苏斯曼（Rachel Sussman）也会以讨论的方式为公众展示她长达10年的项目，而展览中那棵生长于瑞典富鲁菲勒特（Fulufjället）的9550年前的云杉摄影就是她的作品。瑞切尔的项目《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The Oldest Living Things in the World）是一个跨越学科的项目，在证明了生物具有适应能力和美丽外表的同时，暴露了所有生命在面对气候危机时摇摇欲坠的危险处境。

▲瑞切尔·苏斯曼（Rachel Sussman）的项目《世界上最古老的生物》© Rachel Sussman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画家乔治·肖（George Shaw）和作家帕特里克·兰利（Patrick Langley）原计划要举行一次对话，但是因为担心新冠病毒疫情扩散而取消了。这个讨论本来是要围绕乔治在郊区森林的创作，叙述艺术家面对英国被忽视的边缘景观所产生的“乌托邦”感觉。乔治在考文垂边缘的一个庄园中长大；这个庄园和它旁边的树林是他过去20年绘画的主要题材。2014年至2016年，乔治在伦敦国家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我对自然的回归》（My Back to Nature），该画展也在英国各地巡回展出，最后他获得了2011年特纳奖提名。帕特里克是一位住在伦敦的作家、《白色评论》的特约编辑。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卡迪》（Arkady）于2018年由Fitzcarraldo Editions出版。

▲ 乔治·肖（George Shaw）的绘画作品，© George Shaw 2020.Courtesy of Hayward Gallery

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地球环境，将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危机边缘。本世纪科学家提出的“人类纪”概念，认为从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人类已经逐渐成为影响全球地形和地球进化的地质力量。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著作《人类简史》开头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人的生物性是如何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形成并影响现代人类文明的。书中的第三部分阐述完多样的人文主义之后，写道“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由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决定的——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

▲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图片来源：GatesNotes

但是他书中写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毁灭了多少物种，我们可能会有动力去保护那些幸存的物种”，这种想法完全与他所提出的“生物性决定论”背道而驰。依据他之前的设定，我们就知道理解人是不会有动力去保护那些幸存的物种的，而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说的则更明白：们生来是自私的。因此，如果不是出于人类自私的需要（旅游观赏、探险猎奇、提供氧气、净化环境），那么人为什么要去保护物种呢？所以赫拉利对人类行为的批评充满了矛盾与无力，人类破坏环境和鳄鱼撕咬羚牛完全是出于一个逻辑。

▲ 纷繁多样的宗教性符号，图片来源：Huffpost

如果按照基因决定论的逻辑，人类从始至终的行为都是由生物性决定的；那么人类还会重蹈那些灭绝动物的覆辙，终将会因为作茧自缚而从地球上消失。当然生物学的基因研究非常重要，丰富了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但基因知识不能帮助人类进行价值判断，尤瓦尔也谈到了人类“想象”的人文主义具有超乎寻常的威力。而艺术脱胎于人文主义的光芒中，将理性的科学用博爱的缰绳拉回到为众生谋福祉的轨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东西方都会有一个高于人的“神”，在神面前众生平等而不仅仅是人人平等。人在神的面前永远是卑微的，永远不可以取代神，任何在地球上骄傲自满、称王称霸的想法都会引火烧身、让自己万劫不复。

▲ 19世纪伦敦的标志是一棵位于布里克斯顿温德拉什广场的梧桐树，图片来源：Paul Wood

参考文献：

[1]（英）克里斯托弗·卢茨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M].徐凯，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Southbank Centre[OB/OD].2020-03-20 https://www.southbankcentre.co.uk/

[3]Clark Art Institute,Lisa Saltzman,James Ewing.Jennifer Steinkamp: Blind Eye，[M].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

[4]（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Julien Jonas Bismuth.Toba Khedoori[M].Radius Book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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