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成功来自类型片化而非尺度大

在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全球电影票房锐减。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总票房仅收204.17亿，相比2019年下降了68.2%。但在全年休市178天的情况下，相比全球，这还算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2020年度北美市场票房约占2019年的20.3%，全球市场约占2019年的20%-25%，中国约占2019年的31.8%）。其中，三大档期（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就贡献了半数以上票房（合计约57.8%），充分体现了看电影的社会属性对行业复苏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黄金档期”必然是片方必争之地。尽管《古董局中局》《世间有她》等5部影片最终选择退出，超10部新片的阵容还是将其变成史上最挤“五一档”。可以想见，五一之后的各个假期档，多半也会是这样“挤挤一堂”的局面。

双刃剑的另一面，正因为假期票房包含了很强的社会属性，所以只有假期才有时间走进影院的这部分观众会对影片有更多“类型化”和“可看性”的期待。换句话说，能不能讲好一个故事将会是“假期消费型观众”衡量票价值不值的重要标准。这一点对于挤进档期的首部“扫黑除恶”专题片《扫黑·决战》来说，尤为重要。

对于一部主题明确的反黑片来说，《扫黑·决战》的剧情并不复杂。接到群众举报，魏河县赵家村在拆迁改造过程中发生了暴力致村民死亡的严重犯罪事件，于是省政府派出扫黑除恶专案组进入地方调查，故事就围绕四人专案小组与地方黑势力及其保护伞的生死较量展开。在组长宋一锐（姜武饰）的带领下，专案组顺着赵家村村霸赵氏父子，查到了调整规划方案的规划局长齐飞宇，但就在案情刚有眉目时，齐飞宇却在专案组驻地跳楼自杀了，且在办公室留下了500万赃款，这个数正好与赵氏父子交代的行贿数额吻合。显然，有人希望专案组尽快结案走人。

调查过程中，以宏远集团总经理孙志彪（金世佳饰）为首的地方黑势力和当地公安系统的勾结几乎是一条明线。当孙志彪面临进一步调查时，专案组受到了第二次威胁，参与改造工程集资的群众被人挑唆与专案组发生了严重斗殴事件，造成不良网络舆论，专案组被迫暂时离开，回省述职。就在此时，案情忽然峰回路转，另一条暗线浮现，正是此前一直以儒雅正义形象示人的县长曹志远（张颂文饰），他既是滨河集团总经理林巧儿（李倩饰）的情人，也是孙志彪同父异母的哥哥，而孙、曹二人的父亲正是原县委书记曹顺华。最终，曹氏父子只手遮天的“家天下”梦告破，魏河县老百姓也寻回了希望。

应该说，《扫黑·决战》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类型片化的典型代表。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主旋律、娱乐片、艺术片”三分法的概念以来，“主旋律”从艺术层面的意识形态斗争策略，到国家政策资金层面大力支持的专项工程，再到新世纪以来与商业片合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正是“人民电影”—“主旋律”—“主流大片”的谱系和主旋律美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化的主旋律美学可言，它是随着人民情感结构和社会文化转型在不断调整的。

当前主旋律电影的市场策略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大片化”（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如《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紧急救援》等，强调大投资大制作，尤其是大量特效制作；一是“类型化”（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突出现实题材和类型片话语策略的结合，《扫黑·决战》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更具体地说，这里的类型片化也包含了两条路径的影响。一是香港电影反腐片、警匪片的影响，如曹志远的正邪莫辨，孙志彪的黑帮形象，以及查案过程中的内鬼、追逐打斗等。尤其是在内地香港合拍片成为趋势之后，港片的美学“风格”也已经逐渐北上转变为了制作层面的“策略”。因此《扫黑·决战》虽不是合拍片，但观众还是能从中感受到同类型题材港片的影子。

另一条路径的影响则来自推理、悬疑等现实题材网剧的走红。片头出品方出现“爱奇艺影业”时，不少观众在窃窃私语中恍然大悟，原来是爱奇艺啊。这也变相说明了作为流媒体平台，爱奇艺这几年在影视出品方面的成功。无论是关注现实题材还是打造迷雾剧场，都为爱奇艺积累了大量观众和口碑。具体到《扫黑·决战》中，爱奇艺作为全程参与制作的出品方，对影片的影像表达也产生重要影响。有的观众认为剪辑太快（尤其是暗线浮出水面之后），有的觉得好像在电影院看了一部电视剧的精华剪辑版，这里的“速度感”，背后或许正是网剧的叙事节奏和剪辑逻辑。

除此之外，《扫黑·决战》也进一步明确了主旋律美学的新情感结构，那就是更强调展现惩罚与拯救的“激感”，而不是以奉献与牺牲为底色的“伤感”。结尾处，宋一锐和孙志彪的决战，首先是脱胎于港式警匪片的正邪肉搏，这与传统主旋律叙事中，最终由警察系统整体收网有所不同。同时，这也是“激感”的典型呈现，打斗越惨烈、冲突越激烈，效果越震撼。见过《人民的名义》中整面墙的人民币之后，齐飞宇办公室的500万赃款就不算什么了，更震撼的还是孙志彪在专案组被迫暂时回省述职的路上撒下的漫天纸钱，既是对国家监察系统的藐视，也是对宋一锐的报复。因此，当宋一锐打倒孙志彪，还要把冥币扔回他脸上时，正邪之战就被添上了重要的“复仇”一笔。

这是《扫黑·决战》给观众提出的新问题，主旋律商业化在实现市场与票房任务的同时，如何完成感召和社会动员任务？最终的胜利是个人（团队）的胜利，还是制度的胜利？是叙事的胜利，还是意识的胜利？这也是这一题材类型片化的难点所在，一方面要遵循类型片的标准和诉求，另一方面还要承载具体的社会感召功能，即电影中的“扫黑”如何作为现实中“扫黑”的社会意识呈现与社会正义想象。这也是内地主旋律应与港式警匪片的不同之处。

从整体制作到演员表现，《扫黑·决战》应该说是合格的。演员张颂文在微博上发布的7分钟无剧本“自白”，更成为额外彩蛋（该视频为张颂文为片中人物曹志远做的小传，与剧情无关）。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片中的女性角色，既让观众看到了在整个权力资本体系中，女性如何被物化被控制被交换，始终处于被牺牲的底层，也为其在黑暗的牢笼中留下了一点点反抗的出口，惨死的杨蕊是唯一敢反抗孙志彪的人，敢爱敢恨敢承担的林巧儿也比曹志远更勇敢。

“扫黑”的主题和内容的“尺度”是影片宣传的重点，也是部分观众追求的可看性所在。但事实上，审查和尺度并不是主旋律类型片化的门槛，也不该将其作为衡量一部电影是否“不容易”的标准。很多时候，没有拍什么比拍了什么更重要，如何讲述故事也比讲了什么故事更重要。类型片化才是《扫黑·决战》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它目前票房过亿，预测总票房2亿。但同时也别忘了，过度追求类型片化，或许也会成为主旋律未来发展的困境之一。

（文字、图片来源于北京青年报，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