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红毯上的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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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内兄弟

近日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达内兄弟电影回顾展”。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这对比利时兄弟,被不少观众当成了法国导演。的确,达内兄弟,连同其每一部作品都讲法语,而法国既是他们每一部电影的制片国,又是他们的最大市场,甚至他们每部新作品都是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面世。二十多年来,戛纳的红毯见证了他们的成功:

1996年,《一诺千金》入围第49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1999年,《罗塞塔》获得金棕榈、最佳女演员两个奖项;2002年,《他人之子》获得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孩子》让他们成为双金棕榈俱乐部的成员;2008年的《罗尔娜的沉默》拿到最佳编剧奖;2011年的《单车少年》,又给达内家添了一座评委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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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怎么全是三年一部?不仅如此,每部作品的成片片长也全精确到95分钟左右。这实在让强迫症患者感到极度舒适。此外还有从银幕上看不到的规律:每天九点半,哥俩准时到离家步行距离的办公室上班,直到午餐,哥哥永远点一份沙拉,弟弟则是不变的三明治;每部电影的拍摄周期严格控制在两个月,不多不少。

兄弟俩也曾试图打破规律,结果代价惨重。2014年的《两天一夜》,第一次请了玛丽昂·歌迪亚这样的世界一线女星主演,雄心勃勃冲击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结果“申奥”未遂,还被“老情人”戛纳抛弃。2016年的《无名女孩》,三年一部的固定生产周期缩短为两年,法语影坛正当红的阿黛拉·哈内尔的出演,也没有为影片收获奖项。

度过8年的“奖项空窗期”之后,兄弟俩“迷途知返”:2019年,二人携《年轻的阿迈德》再战戛纳,荣获最佳导演。至此,除了评审团奖,兄弟俩拿到了戛纳大满贯。“三”,除了可以是一部好电影精耕细作、厚积薄发所需的年份,可能也是兄弟俩的幸运数字。

兄弟俩的专情,不仅是对戛纳,更是对他们出生、成长的故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兄弟俩先后出生在比利时法语区的列日省。瑟兰,比利时列日省省会郊外10公里的卫星小城,在大工业时代曾无比辉煌:那里曾经是比利时最大的钢铁、机械、玻璃工业基地;1835年,欧洲大陆第一台正式运营的火车正是从那里出发。但上世纪后半叶,第三次工业革命席卷欧美,作为老工业基地,瑟兰最早感受到时代寒冬的凉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口外流接踵而至。

作为铁锈小城中绝对的精英,名牌大学出身的达内兄弟,满可以在布鲁塞尔甚至巴黎找到一份自己喜爱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拿起手中的摄影机,对准他们熟悉的家乡和父老——如今成为达内兄弟电影招牌的、却总难让大多数人都习惯的独特视觉风格,也正是在那时初步形成的。

1992年,他们的剧情长片《我想你》里,曾经无所不能的钢铁工人老大哥和模范丈夫、父亲,在精神和身体都走了弯路之后,最终靠自己赢回尊严,也回归了家庭。至于男主角落难之际,女主角那句“我配得上你,因为你配得上我;我爱你,你也爱我”,可谓是导演对家乡最热烈的表白。

达内兄弟那家世界级的电影公司,就在他们出生、成长的街区,几乎所有的作品都选择家乡作为故事发生地和实际拍摄地。他们甚至连演员也每每从乡亲中海选,被他们从海选中发现的杰里米·雷乃,从《一诺千金》里本色出演的少年,成为如今法语影坛每每和巨星如于佩尔演对手戏的中坚。

导演将家门口的故事,用看似简单粗暴、实则精心照料的电影语言,打动了人类心灵共同的最柔软的部分。事实上,达内这个姓氏,已经在“丁丁”之后,成为当代比利时最重要的文化IP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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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内兄弟敏锐到一针见血。《我想你》中一路打怪的女主角的身份,正是成功融入二战后西欧的东欧移民。电影问世正逢“冷战”结束,西欧再受移民潮冲击,新的社会矛盾开始抬头。达内兄弟以电影的方式直面矛盾。他们的成名之作、1999年的《罗塞塔》,用老旧电吹风缓解痛经的呜呜声、想自杀却因为没钱而煤气断了的嘶嘶声……女主角羞于示人的隐私、失业少女到底有多惨,让观众声声入耳。电影引发的巨大反响,直接促使比利时政府出台促进和保护年轻人就业的法案,被称为“罗塞塔法”。从此,在整个20世纪都是失业最严重国家之一的比利时,进入21世纪后,竟一跃成了欧盟优等生。

《罗塞塔》之后,一部《他人之子》更让人大开眼界。近一半的片长是身为木匠师傅和失独离异中年的男一号,在各种可能利用的掩体后,窥视徒弟兼杀子仇人的男二号。观众偷窥着男一号偷窥的全过程,不得不跟着两位导演的手持镜头,在逼仄、遮挡、摇晃等极度不舒适观感体验下进行。不过倒是也不用担心跟丢,因为坐标根本无法忽视——男主角那颗“秃然”的后脑勺。这种反好莱坞式大片视角,没用多少台词,前情背景、内心活动竟悄然迅速地建立起来,也让奥利维耶·古尔梅这位其貌不扬的舞台剧演员,因“后脑勺都会演戏”而成为第55届戛纳影帝。

欧洲作者电影,多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为主要表现对象,或者是出自该阶层的浪子——“丰衣足食的反叛”。达内兄弟无疑是欧洲作者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但他们的世界里,却几乎从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代之以歧途少年、失足女性、非法移民、瘾君子、杀人凶手……可谓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失业在其中算是最轻。

《无名女孩》里的女医生,本可以算达内人物画廊里少有的例外,但从衣着到生活习惯,可知是底层飞出的凤凰;只因“好奇害死猫”,放着学霸的大好前途不要了,还非得把每个人的生活都搞得一团糟……这一角色又又傻大胆,为彼时还不是“燃烧女子”的阿黛拉·哈内尔赢得“呆哈”的爱称。

达内兄弟的太多主人公都殊途同归:明明可以按简单模式,却非要开启困难模式——从《一诺千金》里被非法移民临终前托付遗孀的小混混,到《他人之子》里明明可以拒绝杀子仇人来自己工厂学徒的木匠;从《单车少年》里被逃跑的孤儿随机抱大腿的女理发师,到《罗尔娜的沉默》里本可以演完最后一场戏拿钱走人、却对不久于世的假结婚对象生出亲情的女移民——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因一个原本不相关的人突然和自己建立联系。

这些主人公,原本大多谈不上可爱有魅力,甚至面目可憎,有的还曾作奸犯科,如果拒绝了他者,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只是在不满意状态中延续,看不到什么改变和希望。正因为接纳了他者,他们成了有缺点、也有人性光辉的人,杜绝了沦为人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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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以“一个脑袋四只眼睛”一般的亲密无间著称,但也是有分工的,其中哲学系毕业的弟弟担任脚本创作,并以哲学家列维纳斯的门下走狗自居。和萨特同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学高徒的列维纳斯,和师兄弟最大的区别就是,萨特信奉他者即地狱,而列氏正相反:不要害怕和他者建立联系,首先你根本也无处可逃;其次没有他者的自我才是地狱;最后你只有去拯救他者,才能完成自我救赎——“我成为你,再成为我。”

在列维纳斯存在哲学的指导下,达内兄弟电影中作为存在形式的时间,也要依赖于和他者的联系而存在。因为电影《罗塞塔》引发的“罗塞塔法”,现实中饱受失业之苦的 “罗塞塔”们,可以得到改善。许多年过去,人到中年的他们,又要重新面对失业等考验——这也正是15年后的《两天一夜》中桑德拉的处境,只是从伴侣和同事中获得很多他者的善意之后,她拥有了更多底气,可以拒绝为自保而牺牲朋友。

达内兄弟的御用男星杰里米·雷乃,把不同作品中他饰演的不同角色连起来看,更是导演兄弟对存在主义时间哲学的最佳诠释:从《一诺千金》中耍流氓也讲义气的半大小子,到《孩子》里起初逃避、最终决定学着负起责任的小爸爸,再熬成《无名女孩》里为患儿忍辱负重的老父亲,从一个男孩到真正的男人,痛并成长,正是在与他者的联系中完成的。

欧洲哲学中根深蒂固的精英立场和个人主义,列维纳斯之所以如此反对,和他逃脱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身份密不可分,对于“我没有替他说话”之恶,他有着切肤之痛。

达内兄弟在1987年以《法尔什家族》作为自己电影长片生涯的起点。以“要做一个好德国犹太人”为家风的家族,偏偏出了个不认命的“逆子”;之前被公认为“不像个法尔什”而不受待见,主人公的内心境遇并未因逃出生天而有所改善,而是在独自苟活中继续惶惶不可终日;直到生命尽头,他终于和全家“一致”了,而重新和他者建立联系之日,也正是从地狱解脱之时。

《法尔什家族》像一部大银幕上华丽奇幻的超现实主义舞台剧,这很不达内,但作为左翼哲学信徒,他们以自己的长片处女作为对导师的致敬。

《法尔什家族》的姓氏Falsch,在德语中既是错误,也是虚假的意思。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达内兄弟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在为历史悲剧可能的重演敲响警钟:每一个本可避免的冷漠、隔阂和误会,累积到最后却成了无可挽回的大错;不想误了自己终生,唯有更紧密地与他者建立联系;每一扇打开的心扉下,如法尔什家族亡魂那样虚假的背影,也终有一日会消失于历史的晴朗天空。

(原标题:“达内兄弟”古怪的温柔从未离开他们的铁锈小城。文字、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及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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