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满满 类型片的“我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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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片是有套路的,大家都知道也买账。比如第一幕要在30分钟之内结束,主人公要在电影中段面临一次选择等等。电影工业成熟到一定程度,这些都是可以计算的。但是,对于电影主创来说,计算归计算,一定不能算计。算计的心思一旦融入电影,很容易被看出来,给观众造成不那么舒服的观影体验。遗憾的是,《误杀2》就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经过精心算计的电影。

确立电影的核心表达,围绕表达编织线索,建立主人公行动,设置合情合理且不落俗套的反转,这些都属于计算的范畴,是最考验主创功力的。可以说2019年的电影《误杀》基本上较为圆满地完成了上述一系列动作,得到了观众的认可。那么到底什么是算计呢?简单来说,计算就是把功夫下在“我该怎么做”,而算计则是时时刻刻在揣摩“你想要什么”。

《误杀》就像它的片名一样,误打误撞成了疫情前最后一部小爆款。而《误杀2》好像从立项开始就特别谨小慎微,生怕哪一点没做好就丢了这个IP携带的脆弱的流量。第一部是翻拍,第二部也翻拍好了,安全;第一部是在泰国的华人故事,第二部也这样吧,安全;第一部是讲一个绝望的父亲挺身而出保护家庭,第二部也不能变,安全;第一部还突出了草根对权力碾压的奋起反抗,这是大卖点,绝对不能丢。第二部到底误杀了谁?管他呢,这不是第一部的卖点,不重要。

看过媒体对本片编剧和导演的专访,三个小伙子热情洋溢地回顾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可我怎么看那都不像是在创作电影,更像是执行文件。第一部的光环就像是一个“文件”,不仅限定了基础,也框死了方向。

《误杀》的故事焦点是肖央扮演的父亲如何利用自己的电影知识巧妙做局,将所谓上层社会虚伪的大人物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电影的核心就是这个局,以及它制造出来的草根戏弄权贵的快感,所以这个局必须足够巧妙。

到了《误杀2》,仍旧由肖央扮演父亲,其职业索性被设定成更为善于做局的编剧,就连大反派都继续沿用了上一部的姜皓文扮演,一切外延都模仿得滴水不漏,可是最重要的那个“局”去哪了呢?依靠神神叨叨的剪辑和肖央异常卖力的演绎,是做不出那个漂亮的局的。原版电影《迫在眉梢》里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父亲,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去劫持医院的,根本没有什么做局的意识。然而,作为改编作品的本片,硬要给主人公戴上智慧的光环。于是,当父亲朝那名警察开枪时,观众就知道他不会死;于是,当李治廷扮演的市政府秘书长一出场,观众就知道他是反派。可是电影还在不断把这两个烂梗自顾自地翻来翻去,滑稽而不讨好。

除却对第一部奉为圭臬般的言听计从,本片在观点表达上也显得畏首畏尾,不自信,更不自由,哪个群体也不愿意得罪,只好针对不同的立场进行情感投喂。原版故事剑指美国医疗制度,简单直接,其他都是辅助表达。而本片在这时又打算做个“老好人”,于是不得不再一次展开算计。说是抨击官僚体制吧,大反派市长却不过是同样的爱子心切,且表示出相当程度的忏悔;说是讽刺媒体不管不顾吧,美女主持最后简直成了义薄云天的化身;说是诟病医疗系统唯利是图吧,医生达马在片尾那奋力一抗,离超级英雄就差一个斗篷了,连医闹都被感动得放下刀子。最后转了一圈,找不到情感出口,只好又回到父子情深上来,只是为了两个字——安全。然而,这种处处谨慎、八方讨好换来的安全,必然是苍白乏力的,连带着最后拼命煽起的父子情,也味同嚼蜡。

电影续集确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借助前作拥有相对稳定的观众流量,另一方面也对自身提出了更为严苛的限制和要求。印度版《误杀2》延续了第一集的故事发展,但处理的同样不尽如人意。从各评分网站给出的口碑来看,“误杀”这个IP大概是到此为止了。这不一定是件坏事,在此也希望青年创作团队今后能够放开手脚,把心思和精力从多方权衡的算计投喂收回到创作本身上来,在故事、人物和视听语言上多下工夫,而不是照搬套路和讨好观众。

最后,还想说两句这几年华语电影制作的一个小趋势。以前的生产模式是标准的“大导演小故事”,这几年则呈现出明显的“小导演大故事”倾向。从电影工业的角度看,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节约前期创作成本,让资金向制作端充分倾斜。但遗憾的是,青年导演对长片的驾驭能力不能让人放心。以本片为例,导演的视听语言技巧可以说相当贫瘠,到处充斥着滥用的慢镜、音效和正反打,显露出粗糙而尴尬的网大质感,用工业化生产当借口是无论如何也搪塞不过去的。

(原标题:可以计算但不要算计。文字、图片来源北京青年报及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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