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三届酒与哲学论坛：作为世人精神生活方式之饮酒

对酒当歌，醉酒饱德，每览昔人饮酒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酒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事异，所以借酒抒怀，反哺精神，其致一也。今日酒道何在，价值几何，饮酒之精神性如何展开，这些问题仍然有待哲学之澄明。

酒与中华文明相生相息、相辅相成，是中华文明中具有灵性的一部分，可以说“一部酒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社会生活史”。

“天人合一”的东方酿酒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有天、地、人“三元学说”，与之对应的是精、气、神“三宝哲学”。天主“气”，流行为气；地主“精”，凝聚为精；人主“神”，妙用为神。张琰光认为，中国的酒文化与“三元学说”和“三宝哲学”一脉相承。

宋代《酒谱》载：“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意涵酿酒必须选择星象、季节和吉日良辰，举行神秘的祭典等，“择天时”意味着“顺时势”，也是对气候的选择。此外，酿酒对地理、水源的选择，粮食配料的构成，中药材对性味的调节，及酒后期的封藏和贮藏等都有着严苛的要求。张琰光认为中国酿酒史完全遵循“天人合一、天地共酿”的哲学思想，并独立形成了一套具有完整技艺体系与文化体系的“东方酿酒哲学”。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黄宇彤通过对西方葡萄酒品鉴中的哲学思想探源，认为西方之道不断追求自我提升和极端心灵，与中国天人合一，内外和谐和内心追求有本质区别。

酒以藏礼

“以酒藏礼”从某种意义上讲，意涵酒之工具性价值。《周书·酒诰》中，周公训导前殷遗民戒酒、止酒，以道理晓喻、德性规劝在先，借助于律法刑杀强行约束在后，可谓“宽猛相济，先教后诛”。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余治平认为，后世儒家始终把周公当作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圣王典范。周公在《酒诰篇》中所实施的殷遗治理，经由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注疏训诂和意义诠释，渗透着儒家设刑不用、德主刑辅、教威并举、官为民师等价值取向与精神意旨。

礼之用，明尊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丰通过对《礼记·乡饮酒义》中行礼时主宾座次的深入解读，认为《乡饮酒义》所依据的理论同样融合了阴阳五行思想，还与易学有密切的关系，也使得战国时期的礼学和易学之间建立了关系。以上现象表明，战国时期儒学内部的交流互动非常密切且非常丰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任蜜林认为，《礼记》所载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的“明堂”正是明尊卑的一种方式。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高瑞杰博士认为饮酒的背后蕴含着一套礼乐文明精神，而礼仪表现形式则深藏于酒仪之中。酒可别尊卑、男女，主相爱合欢，以酒乐之，醉而后止，四民陶然而乐，莫不中节，这正是酒鬯之礼教所希冀的完满状态。其人情、义理皆可注于其中，以人情始作礼仪法度，以规范人情，最终以人情决破礼仪，而又与礼仪圆融合一。

人类文明愈发进步，礼教对人的生命控制愈益严格。而酒在很多情况下则给人创造一种想象动力，让我们在有限或者“有待”的状态中，“臆想”回到一种自由中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胡发贵所长认为，我们一方面需要“礼教”，需要秩序和克己复礼的人文化成，但另一方面也反对“落马首，穿牛鼻”，渴望“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矛盾和冲突会造成分裂，但酒化解了这种冲突和矛盾，使人体验到“越名教”的自由和“无待”的解放。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段江波教授将这样一种状态称为“神醉”，意谓天地人合一的无我之境。

在传统社会中，主张女性教化的文本《列女传》、《女四书》都有对女性与酒的训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女性单纯地表现为某种社会角色规训的对象。不仅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社会实则存在同样的问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徐国利教授援引《酒：一部文化史》中的例子佐证这一观点：西方近代城市饮用水污染严重，酒成为饮用水的主要来源，而西方女性往往为了保证男性家族血统纯正不能喝酒，献出生命也屡见不鲜。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袁晓晶认为，不仅女性进入“酒”的场域需要获得男权的批准，甚至女性与酒的关系，也是由男权所构建起来的。正如女性的道德训诫，并不出自女性自身，而是一种男权社会构建起来的伪饰。这也从一定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女性文人的饮酒行为，是通过饮酒对自身主体的一种宣称和确立。

酒与真实

苏州大学哲学系周可真教授认为，宗教是凭信仰做事，科学是凭理性做事，哲学是凭直觉做事。酒后的感觉正是一种介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精神状态，这种感觉无以用科学语言来表达，故谓之曰“直觉”。“直觉”之为言也，犹如“命”也。如果说“命”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的话，那么“直觉”就是“不知其所以知而知谓之直觉”。

从科学上讲，理性往往导向真实，东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姜文斌则认为，从哲学的角度看，酒所代表的意义与“真实”紧密相关。古希腊神话中以酒神所代表的疯狂与混乱，来指明这个世界存在的真相，而尼采强调悲剧中的酒神精神为我们的生存找回它那充满丰沛生命力的真实。以此观点反观中国哲学的传统，同样可以看到酒与真实的关连性。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郭美华教授通过对《庄子·渔夫》的分析，认为饮酒之乐与世俗之礼，饮酒之真乐与“真之为真”存在内在的关联。譬如在陶渊明的身上我们看到，酒之于他，含藏着一股强韧的助力，支持他完成个体对人生活的真实向往。透过酒，可以让自己和自身的生命握手言欢，并且在酒所形构的世界中复其自身的真。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云超研究员同样认为酒与真实性存在关联。他表示，酒的品性在于助力和冲决。酒之助力，在于酒顺人之性而纵人之情，归根复命，回到自我之本真。酒之冲决，在于突破规范，冲开桎梏，发现自我之本真。无论助力还是冲决，都是一种天然原初之力，在这种原初之力的引导之下可以摆脱表象，无限抵达那个终极的存在。刘云超认为酒无思无为，却内藏天然之力，生机萌动，生生不息，这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儒家生生本体一脉相承。酒神精神看到生命总是走向死亡，于是在注定毁灭中创造新生，而生生之德则淡化生死的对抗，转为某种诗意想象和德性担当。

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饮酒

酒之为“精神”，无形体、无时空，难以捉摸，但只要喝上一口，我们就知道“酒精神”在哪里。爱酒的人知道酒精神在哪里，恨酒、怕酒的人也知道酒精神在哪里。饮酒是勇敢者与酒精神之相交相知，是宗教意识淡薄的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永胜教授认为，在阳明心学中，酒不是心外之物，而是被纳入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之中的。王阳明从“礼”的角度谈到酒对人的规训与放纵；从“情”的角度谈到酒对情的模塑与异变；从“德”的角度谈到酒对德的成就与损害；从“理”的角度谈到酒对“心”的解放与遮蔽。“礼”“情”“德”“理”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不同层面，从积极的角度讲，酒对四者的规定与解放，即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构。从儒家对人的德性要求而言，酒之于人生，不仅仅是“食物”，而是一种“学”，或可谓是一种成人之学。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贡华南教授认为，真正的酒都是不可复制的生命存在。酝酿生命、守护生命，这是酿酒者的态度，也是酿酒者的哲学。酒能够与周遭环境相互吸取而成其独特性味，并以其性味召唤饮者，与饮者相互应和而被欣赏。饮酒是生命之间的对话、交流——酒给予我们者多矣，想象力、信念、勇气、希望、自由等。这都表明，酒都有个性：有的酒有劲，有的酒有灵性，有的酒有格调。约言之，凡酒皆有精神。

贡华南表示，“对酒绝尘想”道出了饮酒之超越价值。在此意义上，圣徒之祈祷，哲人之沉思，与绝尘之饮，形式不同，其实质无异。不管是独酌，还是聚饮，酒都会将个人带向不在场的神、祖、天、人、事、物，告别孤独与卑微，带向过去、未来与远方，由物理世界带至精神世界，由梦至醒，为现实带来新的可能，甚至联结着生与死。喝完酒，如同从教堂祷告出来，神给予他力量，饱满充实。每一次饮酒都是一场精神盛宴，其身静穆，其神虔诚。与酒游，不慕远方，不羡他人，专注于斯，自在自足。与酒游，足以涤荡往昔之不快，反哺今日之精神，滋养来日之生活。

超越个体的有限性，饮酒还可成为“朋友”的逻辑前提，也是“交朋友”的精神准备与必要途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刘梁剑教授通过对《聊斋志异》中《酒友》一篇的分析，认为“酒友”不同于“酒肉朋友”，人与狐能做“酒友”，不仅仅因为人狐同痴于酒，更是同痴于“道”，而不为世俗所移。人狐虽殊途而同道，同道故无相猜、无二心，而可以为友。

将酒置于更广阔的视域，酒可以作为共体达至欢腾（创造集体意义）的中介，饮酒行为作为伦理道德的行为只有寄寓于共体之中。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赵浩博士认为，饮酒是交往互动，是符号，是仪式，是互通互连的媒介，“社会”或曰“伦”才是饮酒的意义所在。

“君子之饮”

酒性温克，热而不燥，放而无淫，升而有极，其助人性往返于自由。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戴兆国教授认为，君子之饮，本乎温克，此亦是人性之自由也。君子者，胸中亦常有块垒。约三五同好，推杯换盏，人人相娱，块垒便可冰释之。故君子之饮，常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安徽大学哲学系解光宇教授认为酒对于诗歌和书画创作极为重要：“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歌史中俯首皆是。

上海大学哲学系朱承教授认为，《将进酒》展现了一种流动不居的世界观、物来顺应的人生观、绝圣弃利的价值观。虽然这些观念有可能让人消极、懈怠，甚至有可能放纵于非理性的狂悖精神不能自拔，但同时对于人们希高慕远、自卑悲观、沉溺名利的心理，也有着重要的纠偏意义。就此而言，《将进酒》里所体现的重视现世的世界观、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不慕名利的恬淡情绪，展现了中国哲学的部分精神传统，是中国哲学重视个体生命感受之真精神的重要思想体现。

与诗人、书画家相比，理学家往往被认为是严肃而枯燥的。朱子论学，则多以酒为喻，这在理学家当中颇具一格。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郭晓东教授认为，朱子虽多以酒为喻，但对饮酒持相当警惕的态度，认为酒有害德之一面，甚至以“不得饮酒”告诫其子，则又体现出朱子作为理学家“整齐严肃”的面向。

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谷继明将目光放在理学家的邵雍身上，他认为理学家的克制与节度实则并不尽然。邵雍身上有一种巨大的张力：一方面他建立了十分精神奥赜、恢弘庞大的象数学体系，《皇极经世书》中的算数和取象，非心思极其细腻、刻苦钻研数十年做不出来；一方面，他又看上去很潇洒，如打乖（抖机灵、搞怪）、饮酒。然而邵雍这种爱酒又与魏晋精神有很大差别。谷继明认为挖掘这种精神，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宋明理学家所追求和证悟到的精神境界。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斌教授指出，AI时代的来临，酒文化的礼仪功能也许会被人工智能所不断消解与再造，酒文化的生活政治可能会被人工智能资本化，酒文化的价值效用也面临被智能化资本驱动的风险。不过，专家们对此并不悲观。贡华南教授指出，AI时代下，酒文化无疑可能面临诸种挑战，况且还会有新的精神生活方式不断涌现出来，层出不穷的电子游戏、花样百出的刺激花头无一不挑逗着人们的精神感官。但不同的是，酒以热力移易着饮者的意识，逐渐脱离大地，向天空升腾。这瞬间的美好，在岁月中沉潜，化为某种信念，支撑并不断反哺平庸的日常生活，由此生有可恋、生生相承，或许这才是酒的意义，饮酒也依然会是中国人过精神生活的优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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