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M+

自11月12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以来，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亚洲首间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M+参观者可谓人山人海。经M+官方统计，开幕首日的参观人次便超过了1.6万，截至11月29日，仅首两周的预约入场人数已突破16万。尽管惊喜，可如此热烈的反响并不让人意外。无论是近二十年的筹备期与近十年的建设期，还是6.5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与1.7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亦或是在全球疫情仍在反复的当下开幕的决定，M+在方方面面都将艺术行业、媒体平台和普通观众的关注与期待提到了顶点。M+能够如其馆长华安雅所说，成为亚洲建构艺术博物馆未来历史的关键因子吗？

M+的野心：

不只是成为亚洲的Tate、Pompidou、MoMA那么简单？

M+对标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巴黎蓬皮杜中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野心从它的建筑外形及内部构造就可见一斑。M+是由瑞士知名建筑师事务所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de Meuron）率领泰福华建筑设计咨询（TFP Farrells）和奥雅纳工程顾问（Arup Group Limited）共同设计而成，M+形似泰特现代艺术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也是后者的建筑设计方。

M+

在呈倒转“T”字的主体结构内，从横向的基座平台所包括的33个展厅、三个戏院、多媒体中心、学舍、天台花园到纵向的大楼空间所设置的潜空间、博物馆研究中心、办公室、餐厅、M+会馆，再加上地面和地下四通八达的多入口设计，其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为一座世界级博物馆所需要具备的功能性和人文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借鉴西方已臻成熟的硬件设置也是为了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提供更为国际化的服务体验。

M+委托新作：梁慧圭

但是，只是成为亚洲的泰特不是M+的终极目标。首先，M+的体量几乎是泰特的两倍。其次，M+的建筑设计并不是对西方现代艺术馆的简单复制。它的外墙没有选用常见的玻璃幕墙，而是被墨绿色的仿竹枝琉璃瓦覆盖，在不同的光线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颜色，极具东方韵味。嵌入大楼，高66米、宽110米的LED幕墙也是本土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璀璨的霓虹在夜幕中映照在海面之上，观看者将切身感受到这座地标性建筑是从香港独特的城市气质中孕育而生的，它只属于这个动感、多彩、开放的不夜城。

M+幕墙

三地的碰撞：

香港本地、中国内地、西方外地，矛盾还是融合？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包括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家世界顶级拍卖行在内的诸多知名拍卖行都已入驻香港，近十年来，更有包括佩斯画廊在内的超过30家国际顶级画廊陆续选择在香港设立它们的亚洲分部。表面来看，香港无疑是亚洲艺术市场的风向标。但事实上，香港的博物馆机构一直隶属于政府康文署下，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公众互动都常常被诟病过于老旧以及不够成熟。因此，M+可以算是“平地起高楼”，它的定位不仅关乎自身，也很大程度地决定了香港崭新的博物馆系统在未来的大致走向。

M+希克收藏

从十年这个足够漫长的建设期就不难猜想M+在成立过程中所经历的风波和挫折，而种种争议往往是围绕着香港本地、中国内地、西方外地这三地的碰撞展开的。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钱的问题。比如，在此次M+开馆的六个展览中体量最大的展览——“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所包含的1510件中国当代艺术品中，1463件由2012年乌利·希克（Uli Sigg）捐赠得来，其余47件则由西九文化区斥资1.77亿港币购买。由于M+购藏资金的总数是17亿港币，将大于10%的经费投入在中国当代艺术是否会挤压收藏香港本地艺术的比例成为媒体和民众质疑与讨论的重点。

张晓刚《 血缘——大家庭 17号 》，1998

“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展出作品

耿建翌《第二状态》，1987

“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展出作品

冯国东《光河》 ，1979

“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展出作品

而助力香港艺术市场的优势——中西方融合，在M+的发展方向上却成为了引发担忧的问题。同样是当代视觉文化中心，M+与泰特、蓬皮杜、MoMA究竟有何不同？它会不会只是对后三者的模仿和复制？它又会不会为了迎合全球化的趋势全面地植入西方观念，从而浪费了创造亚洲视角叙事、扩大本地文化影响的大好机遇？

视角的翻转：

讲述香港故事、书写中国历史、释放亚洲声音？

上述担忧可以从M+总策展人郑道链的表述中得到部分回应，“相较于西方著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显得与众不同，因为我们在世界这一端的视角别树一格。我们立足于亚洲，坐拥跨领域的当代藏品系列是独一无二的”。的确，M+拥有着无与伦比的馆藏。截至2021年6月，M+的藏品规模已逾5.6万（M+藏品6413件；M+希克藏品1510件；M+图书馆特藏443件印刷品；M+档案藏品逾4.8万件物件），包含二十及二十一世纪来自香港、大中华地区、亚洲以及世界各地的视觉艺术、设计及建筑，以及流动影像等视觉文化作品。

M+设计收藏

然而，仅仅收集藏品对M+而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背靠着如此强大的馆藏体系，M+能否提出崭新、独特的知识结构和观看方式？至少从它的六大重量级开馆展览来看，M+正走在讲述香港故事、书写中国历史、释放亚洲声音的路上。

格雷格‧吉拉德《九龙城寨──屋顶上的小孩》

1989年，2015年印刷

“香港：此地彼方”展出作品

吴尔夫《建筑密度 #8b》，2005年，彩色照片

“香港：此地彼方”展出作品

扎哈‧哈迪德《等周测研究图》，夜景，山顶项目，香港（1983年竞赛），1991

“香港：此地彼方”展出作品

作为1/6，“香港：此地彼方”着眼于香港的艺术、建筑、设计、电影等视觉文化，扎根在独属香港的个人和集体的历史之中，试图编织这座城市1960年以来的变革图景。而“M+希克藏品：从大革命到全球化”作为重头戏，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当代艺术“70年代野蛮生长—80年代浪潮汹涌—90年代亦步亦趋—新世纪时代巨变”的发展历程。相比在西方艺术世界中零星出现的客体性形象，这场展览以较为完整的主体性叙事，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中国”书写开创了先河。

仓俣史朗 Ishimaru株式会社 清友寿司吧，1988

“物件·空间·互动”展出作品

“安东尼·葛姆雷：亚洲土地”的装置艺术相片

郝量《潇湘八景──琳琅 》，2015

“博物馆之梦”展出作品

李明维《鱼雁计划》1998，“个体·源流·表现””展出作品

另外四场展览则不卑不亢地探讨了亚洲与西方文化之间相互关联与影响的不同方式：可能是“物件·空间·互动”中亚洲视角的失焦，也可能是“个体·源流·表现”中亚洲视角的聚焦；可能是“博物馆之梦”中亚洲和西方艺术的对话与并置，也可能是“安东尼·葛姆雷：亚洲土地”中亚洲和西方艺术的合作与交互。

争议的另一面是关注，未知的另一面是可能。无论如何，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M+在未来会如何从潜力与风险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突出重围、实现宏愿，仍旧非常值得期待。

(原标题：非常时期下开馆的香港M+：如何谱写视觉艺术新叙事？图片及文字来源于艺术商业和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