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九位艺术家和他们的2020
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一直通过艺术来回应痛苦、悲伤、损失与不公,这种回应有时会以格外夺目的情绪宣泄结束。但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断然假设,当代艺术家可以从2020年的动荡中顺利走出来并趁势创作出一批精湛的新作品,那就有失公允了。即便如此,许多当今的艺术家仍然在疫情面前展现出了强有力的韧性,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创作实力。
在此,9位艺术家将向我们展示了他们2020年的全新作品,同时也讲述了2020年的 COVID-19 大流行以及社会动荡对他们个人的影响。有些人因为展览的推迟或取消,不得不在深深的失望中前行;有些人则不顾世界的崩溃,坚持不懈地按时完成艺术生产。一批艺术家在新的媒介与慢下来的节奏中找到了慰藉;另一批艺术家则在照顾孩子和处理损失之间寻觅着前进的方向。虽然有部分艺术家承认,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今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我们采访的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他们各自所承受的苦痛。不过即便困难重重,艺术家们仍砥砺前行,不断产出新的作品。
通过呈现在这个孤立、混乱和不确定的时代生活的个人体验,我展开了对当前人类状况的反思,这也是我今年以来的艺术创作主题。
作为一名艺术家,生活本来就与世隔绝——大部分时间,我都独自在工作室创作。因此,与其他职业不同,这场疫情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
Erin Armstrong. End of the Potion, 2020
Duran Mashaal. CAD $6,350
有一天晚上,我在工作室工作到很晚,突然收到了两场即将举办的展览被取消的消息。得知此事后,我感到有些泄气,并有一个多月没有再作画。在那一刻,我觉得绘画毫无用处,也反问自己究竟能为这个充满苦痛的世界贡献些什么。但因为有一项艺术委托任务的期限将至,我被迫回到了工作室——也正是这个项目重新点燃了我的创作动力。
Erin Armstrong. Delilah’s Dawn, 2020
Duran Mashaal. CAD $5,250
绘画一直是一个冥想和自我反思的过程,所以我有意识地利用这段时间为自己及理智作画。在这种心态的引领下,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绘画方式。
2020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众多的裂痕。对我来说,这些裂痕凸显了我们身体的脆弱。与此同时,围绕我们的免疫系统、传染病和流行病学展开的语言自身也问题重重。
Hayv Kahraman.Bend Drawing 9, 2020
Pilar Corrias Gallery Contact for price
流行病学为所谓的“它者”(other)概念提供了繁衍的温床。这是一个带有帝国主义现代性色彩的词汇,是一种对“肮脏移民”的想象——“它者”成为了疾病的载体,潜入了国家的内部。对 “外来”病菌和 “敌人”来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座堡垒,是不可触碰或坚不可摧的吗?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流行病学中的军事化言论,不再依靠构建想象的壁垒来划分我们的身体与外部的世界?对我来说,这种语言与讨论难民和移民时使用的 “敌我双方”(us-versus-them)的修辞极为相似。
在我眼中,身体最终是创伤驻留的地方,也是我可以重新想象不同世界的地方。在那里,各类异质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自由演绎。
Hayv Kahraman.Back Bend 2, 2020
Pilar Corrias Gallery Contact for price
我对这场全球疫情的第一反应便是“似曾相识” (familiarity)。作为一名战争难民,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和不确定性是我曾经的切身经历。当学校因疫情停课后,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我六岁的孩子就会和我一起前往我的工作室,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场挑战。我们正在一起努力克服这个问题,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的作品挑战了身份认同的构建,重新思考故事、民俗、传说和当下的社群对话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超本地叙事”(hyperlocal storytelling,是指围绕一个明确界定的社区展开的叙事,并以该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为重点,译者注)的恒心与毅力使我大受鼓舞,而这种叙事自成一派的神话体系也为我提供了创作的动力。在我的作品中, “非裔神话体系”(Afromythology)便是与之对应的概念。2020这一年,我最感兴趣的是对相机进行去殖民化改造;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展现摄影作品中的主体,将手中的能动性交还给我的目标观众。我们常会忘记,相机曾经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权力的象征。我的创作过程略有转向——通过重新审视我的作品目录,我尝试着解决这种权力问题。
Shawn Theodore.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Reason To Be, 2020. The Evolution of Little Ray, 2020
PARISTEXASLA Contact for price
在街头摄影时,我常被这样一种概念所吸引:当你周围的物体、空间和地点开始逐渐消失时,你自身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在逐渐式微的黑人街区,黑人的身心会发生什么变化?然而2020年,无数的生命因 COVID-19、贫困和无意义的警察暴力而消逝,系统性结构累积造成的精神伤害更是触目惊心。作为一名黑人,这一年要面对的问题非常多。
2020年,我第一个经手的项目是斯德哥尔摩马格努斯·卡尔森画廊(Magnus Karlsson)举办的展览“烟消云散”(Up in Smoke);因为 COVID-19,展览被迫推迟举行。这场展览主要探讨对衰老的恐惧,当然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我自己的恐惧。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悲情的主题,也想将其融入我的艺术实践,因为它一直困扰着我,而我也深受其影响。创作的过程很漫长;我觉得自己老了,也对自己感到厌倦。这中间,我参与了一个驻地项目,但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变得比以前更老、更无趣了。也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真正开始动手创作。那种无处不在的可悲感以及自怨自艾,在某些时候几乎显得有些滑稽。
Klara Kristalova
Allt är mitt / All is mine, 2020
Solens tjocka strålar / The Dense Rays of the Sun, 2020
Galleri Magnus Karlsson
对我这名艺术家来说,2020年就像是虽然办了很多展览,却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参观者。这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作品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尾(finality)。
当然,我也非常担心气候、政治和疫情问题。但我对这些事情的担忧可能在我的作品中并不是那么明显,至少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我担心的是瑞典文化领域的总体情况。我们将来会不会没有剧院?博物馆、画廊呢?今后还有谁能够从事文化工作?
我的日常工作一点也没有改变,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和往常一样,在远离众人的森林深处。但我很怀念我的社交生活。这一切在我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在远处向别人挥手,却已经听不到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了。
在2020年创作的作品中,我成功地结合了过去几年对绘画技法的探索。在这场探究之旅中,我意识到了二元概念之间的灰色地带,也展开了对自然与人工、流动与稳定、客观与主观、生与死等对立问题的思考。这就像一个有六个面的骰子,掷出每一个面都有相同的概率。展览“One Die”的标题是一场文字游戏,是对生命终结不可预知性的双关。
Ko-Wei Huang. Dice, 2020
Aki Gallery
2020年,一切的节奏都变得更快了,失去了往日的控制。在2020年发生了那么多看似世界末日的事件,我们能做的只有抓住当下。这就是为什么对精神的探索,譬如神秘主义的议题,正越来越受欢迎。我乐于进行这种类型的思考,将意识与身体分离。这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Ko-Wei Huang. Prism, 2020
Aki Gallery
作为一名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画家,我继承了绘画的传统,但我的艺术实践依旧受到了数字的影响。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总是问自己:我要如何继续前行?如何筛选海量的信息,改进和发展自己的艺术语言?这是一个关乎个人的心灵历程,关乎如何在乱世中树立信仰。
在外太空,生命是一种奇迹。那里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只有生存、速度/时间(我们的速度越快,生命就感觉越慢)与美。对于那些生存下来的动物和人来说,还存在着一种狂喜——这种极乐存在于花丛之中,它们的茎变成了内部的能量射线。
Peter Williams (b. 1952). St. George Floyd Avenger Photographer, 2020
Luis De Jesus Los Angeles
我的展览因 COVID-19 而被迫推迟。虽然展览最终还是举行了,但我却无法前往观看,这让我非常失望。之后不久,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不幸在明尼苏达州死于警察暴力。就在旁观的群众用手机拍照时,警察用膝盖卡住他后颈,并杀死了他——这一过程只用了8分46秒。这种恐怖超乎你的想象。电视上,死亡的过程几乎是实时播出的。我向后退缩、哭泣,愤怒的情绪至今仍在我的心中肆虐。因此,我绘制了一系列形似祭坛画(altar piece)的画作:该系列共有三张,记录了他被捕、被杀、被埋葬的过程,而其中运用的一些表现手法非常直接。目前,这三幅画正在洛杉矶 Luis De Jesus 画廊的展览中展出。但这件事改变或是惊吓到我了吗?并没有。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吉姆·克劳(Jim Crow,该形象是对非裔美国人及其文化的种族主义表达,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则泛指1876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对有色人种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译者注)只是旧日种族主义常态最新的组成部分罢了。最近几个月,我仍在继续研究这个议题。
Peter Williams (b. 1952). DNA, 2020
Luis De Jesus Los Angeles
若将其他的事情按下不表,除了从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休假然后退休之外,我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或许在记录最近这些疯狂事件的过程中,我的创作方法发生了改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衣柜现在更有秩序了。
我的艺术实践一直以策划、编辑日期和统计数字为重点。我决定关闭我的室内工作室,并把它搬到我们的花园里,打造成一个户外工作室。因为我住在洛杉矶,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而我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在户外画画和写生时,上面的树木沙沙作响,鸟儿在我的肩膀上窥探,让我能够远离所有人都正直面的苦痛,得到一瞬的喘息。这种生活的弹性与突如其来的死亡让我一改往日的创作要求,不再奋力追求画作的概念性表达。
Hayal Pozanti
Flower of Life – 23 (Kamguyunu), 2020
A Mind Forever Voyaging (107 – Batfinu Ruru), 2020
Jessica Silverman Contact for price
在我眼中,我的画作变得更直观,更有生命力,也更具神秘感。画中仍然存在着加密了的数字,但这些数字代表的却是魔幻的诗篇。我的画作凸显了情感、触觉与神秘的元素,并强调一些最原始的东西:它与我们人类的身份,以及生活在地球上的经验深深相连。
我很喜欢这部分的艺术工作。同时,我也投身于名为“Shapes of Our Times”的数字生成项目。它们同时为我提供了不同的渠道,来探索当代复杂的人类经验。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两者会重叠、结合——这也符合我们机械人(cyborg)的本性。
2020年,我选择回归肖像画(portraiture)。在职业生涯的初期(2009年至2015年),我的创作以肖像为主,此后我才转而记录杜阿拉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今年,我开始重温这一创作形式,并对我早期的作品进行了反思。这次,我选择关注大家用手机拍摄的摄影作品——无论是我们的自拍,还是朋友为我们拍的肖像照。此外,我近期的创作还有一丝怀旧的色彩:我在 Peres Projects 举办的展览名为 “艾奎的工作室”(Studio Ekwe’s),这恰好也是我童年时家旁边摄影工作室的名字。因此,这次展览也同时反映了照相馆正在消亡的事实。人们对自己的影像有了更多的主控权,大多数的照片都是由他们自己拍摄的。
Ajarb Bernard Ategwa
Cooking Section, 2020
Jack Bell Gallery
My instagram album, 2020
Peress Projects
当然,2020年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一年。在非洲,政府对我们完全不管不顾,因此我们必须在危机中自力更生。我生活在杜阿拉(Douala),但我的大部分艺术材料都是从欧洲进口的;这也意味着,我无法在当下生活的城市里获得我需要的大部分艺术用品。绘画是我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因疫情不能每天去画室或者当我的艺术用品用尽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并不认为,我的观念在这场疫情中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但我学会了一件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能够坦然面对。
当疫情蔓延至巴西时,我们的总统否认了这一事实。因此,大多数人决定进行自主隔离。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家里,另一部分人则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或是出于对疫情的否认,或是出于工作和挣钱的需要。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和丈夫一起呆在家里。我们在新闻上关注着世界的“崩塌”,但通过电脑图像,你很难正确地理解事物。
Yuli Yamagata. Untitled, 2020
Madragoa. $400
与我大多数的墙饰装置作品相比,这些画作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3个多月)。画作的尺寸都非常小(大约10乘15厘米),因为我不想一下子走得太远,与大尺寸的作品打交道。对我来说,在这一微妙的时刻做出巨大的“声明”并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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