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九位艺术家和他们的2020

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一直通过艺术来回应痛苦、悲伤、损失与不公，这种回应有时会以格外夺目的情绪宣泄结束。但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断然假设，当代艺术家可以从2020年的动荡中顺利走出来并趁势创作出一批精湛的新作品，那就有失公允了。即便如此，许多当今的艺术家仍然在疫情面前展现出了强有力的韧性，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创作实力。

在此，9位艺术家将向我们展示了他们2020年的全新作品，同时也讲述了2020年的 COVID-19 大流行以及社会动荡对他们个人的影响。有些人因为展览的推迟或取消，不得不在深深的失望中前行；有些人则不顾世界的崩溃，坚持不懈地按时完成艺术生产。一批艺术家在新的媒介与慢下来的节奏中找到了慰藉；另一批艺术家则在照顾孩子和处理损失之间寻觅着前进的方向。虽然有部分艺术家承认，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今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我们采访的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他们各自所承受的苦痛。不过即便困难重重，艺术家们仍砥砺前行，不断产出新的作品。

通过呈现在这个孤立、混乱和不确定的时代生活的个人体验，我展开了对当前人类状况的反思，这也是我今年以来的艺术创作主题。

作为一名艺术家，生活本来就与世隔绝——大部分时间，我都独自在工作室创作。因此，与其他职业不同，这场疫情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

Erin Armstrong. End of the Potion, 2020

Duran Mashaal. CAD $6,350

有一天晚上，我在工作室工作到很晚，突然收到了两场即将举办的展览被取消的消息。得知此事后，我感到有些泄气，并有一个多月没有再作画。在那一刻，我觉得绘画毫无用处，也反问自己究竟能为这个充满苦痛的世界贡献些什么。但因为有一项艺术委托任务的期限将至，我被迫回到了工作室——也正是这个项目重新点燃了我的创作动力。

Erin Armstrong. Delilah’s Dawn, 2020

Duran Mashaal. CAD $5,250

绘画一直是一个冥想和自我反思的过程，所以我有意识地利用这段时间为自己及理智作画。在这种心态的引领下，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绘画方式。

2020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众多的裂痕。对我来说，这些裂痕凸显了我们身体的脆弱。与此同时，围绕我们的免疫系统、传染病和流行病学展开的语言自身也问题重重。

Hayv Kahraman.Bend Drawing 9, 2020

Pilar Corrias Gallery Contact for price

流行病学为所谓的“它者”（other）概念提供了繁衍的温床。这是一个带有帝国主义现代性色彩的词汇，是一种对“肮脏移民”的想象——“它者”成为了疾病的载体，潜入了国家的内部。对 “外来”病菌和 “敌人”来说，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座堡垒，是不可触碰或坚不可摧的吗？我们如何才能改变流行病学中的军事化言论，不再依靠构建想象的壁垒来划分我们的身体与外部的世界？对我来说，这种语言与讨论难民和移民时使用的 “敌我双方”（us-versus-them）的修辞极为相似。

在我眼中，身体最终是创伤驻留的地方，也是我可以重新想象不同世界的地方。在那里，各类异质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自由演绎。

Hayv Kahraman.Back Bend 2, 2020

Pilar Corrias Gallery Contact for price

我对这场全球疫情的第一反应便是“似曾相识” （familiarity）。作为一名战争难民，这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和不确定性是我曾经的切身经历。当学校因疫情停课后，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我六岁的孩子就会和我一起前往我的工作室，这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场挑战。我们正在一起努力克服这个问题，并根据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的作品挑战了身份认同的构建，重新思考故事、民俗、传说和当下的社群对话对身份认同的塑造作用。“超本地叙事”（hyperlocal storytelling，是指围绕一个明确界定的社区展开的叙事，并以该社区居民关注的问题为重点，译者注）的恒心与毅力使我大受鼓舞，而这种叙事自成一派的神话体系也为我提供了创作的动力。在我的作品中， “非裔神话体系”（Afromythology）便是与之对应的概念。2020这一年，我最感兴趣的是对相机进行去殖民化改造；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展现摄影作品中的主体，将手中的能动性交还给我的目标观众。我们常会忘记，相机曾经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权力的象征。我的创作过程略有转向——通过重新审视我的作品目录，我尝试着解决这种权力问题。

Shawn Theodore.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Reason To Be, 2020. The Evolution of Little Ray, 2020

PARISTEXASLA Contact for price

在街头摄影时，我常被这样一种概念所吸引：当你周围的物体、空间和地点开始逐渐消失时，你自身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在逐渐式微的黑人街区，黑人的身心会发生什么变化？然而2020年，无数的生命因 COVID-19、贫困和无意义的警察暴力而消逝，系统性结构累积造成的精神伤害更是触目惊心。作为一名黑人，这一年要面对的问题非常多。

2020年，我第一个经手的项目是斯德哥尔摩马格努斯·卡尔森画廊（Magnus Karlsson）举办的展览“烟消云散”（Up in Smoke）；因为 COVID-19，展览被迫推迟举行。这场展览主要探讨对衰老的恐惧，当然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我自己的恐惧。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悲情的主题，也想将其融入我的艺术实践，因为它一直困扰着我，而我也深受其影响。创作的过程很漫长；我觉得自己老了，也对自己感到厌倦。这中间，我参与了一个驻地项目，但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变得比以前更老、更无趣了。也恰恰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真正开始动手创作。那种无处不在的可悲感以及自怨自艾，在某些时候几乎显得有些滑稽。

Klara Kristalova

Allt är mitt / All is mine, 2020

Solens tjocka strålar / The Dense Rays of the Sun, 2020

Galleri Magnus Karlsson

对我这名艺术家来说，2020年就像是虽然办了很多展览，却根本没有遇到任何参观者。这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作品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尾（finality）。

当然，我也非常担心气候、政治和疫情问题。但我对这些事情的担忧可能在我的作品中并不是那么明显，至少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我担心的是瑞典文化领域的总体情况。我们将来会不会没有剧院？博物馆、画廊呢？今后还有谁能够从事文化工作？

我的日常工作一点也没有改变，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和往常一样，在远离众人的森林深处。但我很怀念我的社交生活。这一切在我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在远处向别人挥手，却已经听不到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了。

在2020年创作的作品中，我成功地结合了过去几年对绘画技法的探索。在这场探究之旅中，我意识到了二元概念之间的灰色地带，也展开了对自然与人工、流动与稳定、客观与主观、生与死等对立问题的思考。这就像一个有六个面的骰子，掷出每一个面都有相同的概率。展览“One Die”的标题是一场文字游戏，是对生命终结不可预知性的双关。

Ko-Wei Huang. Dice, 2020

Aki Gallery

2020年，一切的节奏都变得更快了，失去了往日的控制。在2020年发生了那么多看似世界末日的事件，我们能做的只有抓住当下。这就是为什么对精神的探索，譬如神秘主义的议题，正越来越受欢迎。我乐于进行这种类型的思考，将意识与身体分离。这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Ko-Wei Huang. Prism, 2020

Aki Gallery

作为一名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画家，我继承了绘画的传统，但我的艺术实践依旧受到了数字的影响。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总是问自己：我要如何继续前行？如何筛选海量的信息，改进和发展自己的艺术语言？这是一个关乎个人的心灵历程，关乎如何在乱世中树立信仰。

在外太空，生命是一种奇迹。那里什么都没有，剩下的只有生存、速度/时间（我们的速度越快，生命就感觉越慢）与美。对于那些生存下来的动物和人来说，还存在着一种狂喜——这种极乐存在于花丛之中，它们的茎变成了内部的能量射线。

Peter Williams (b. 1952). St. George Floyd Avenger Photographer, 2020

Luis De Jesus Los Angeles

我的展览因 COVID-19 而被迫推迟。虽然展览最终还是举行了，但我却无法前往观看，这让我非常失望。之后不久，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不幸在明尼苏达州死于警察暴力。就在旁观的群众用手机拍照时，警察用膝盖卡住他后颈，并杀死了他——这一过程只用了8分46秒。这种恐怖超乎你的想象。电视上，死亡的过程几乎是实时播出的。我向后退缩、哭泣，愤怒的情绪至今仍在我的心中肆虐。因此，我绘制了一系列形似祭坛画（altar piece）的画作：该系列共有三张，记录了他被捕、被杀、被埋葬的过程，而其中运用的一些表现手法非常直接。目前，这三幅画正在洛杉矶 Luis De Jesus 画廊的展览中展出。但这件事改变或是惊吓到我了吗？并没有。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吉姆·克劳（Jim Crow，该形象是对非裔美国人及其文化的种族主义表达，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则泛指1876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对有色人种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译者注）只是旧日种族主义常态最新的组成部分罢了。最近几个月，我仍在继续研究这个议题。

Peter Williams (b. 1952). DNA, 2020

Luis De Jesus Los Angeles

若将其他的事情按下不表，除了从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休假然后退休之外，我的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或许在记录最近这些疯狂事件的过程中，我的创作方法发生了改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衣柜现在更有秩序了。

我的艺术实践一直以策划、编辑日期和统计数字为重点。我决定关闭我的室内工作室，并把它搬到我们的花园里，打造成一个户外工作室。因为我住在洛杉矶，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而我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在户外画画和写生时，上面的树木沙沙作响，鸟儿在我的肩膀上窥探，让我能够远离所有人都正直面的苦痛，得到一瞬的喘息。这种生活的弹性与突如其来的死亡让我一改往日的创作要求，不再奋力追求画作的概念性表达。

Hayal Pozanti

Flower of Life – 23 (Kamguyunu), 2020

A Mind Forever Voyaging (107 – Batfinu Ruru), 2020

Jessica Silverman Contact for price

在我眼中，我的画作变得更直观，更有生命力，也更具神秘感。画中仍然存在着加密了的数字，但这些数字代表的却是魔幻的诗篇。我的画作凸显了情感、触觉与神秘的元素，并强调一些最原始的东西：它与我们人类的身份，以及生活在地球上的经验深深相连。

我很喜欢这部分的艺术工作。同时，我也投身于名为“Shapes of Our Times”的数字生成项目。它们同时为我提供了不同的渠道，来探索当代复杂的人类经验。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两者会重叠、结合——这也符合我们机械人（cyborg）的本性。

2020年，我选择回归肖像画（portraiture）。在职业生涯的初期（2009年至2015年），我的创作以肖像为主，此后我才转而记录杜阿拉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今年，我开始重温这一创作形式，并对我早期的作品进行了反思。这次，我选择关注大家用手机拍摄的摄影作品——无论是我们的自拍，还是朋友为我们拍的肖像照。此外，我近期的创作还有一丝怀旧的色彩：我在 Peres Projects 举办的展览名为 “艾奎的工作室”（Studio Ekwe’s），这恰好也是我童年时家旁边摄影工作室的名字。因此，这次展览也同时反映了照相馆正在消亡的事实。人们对自己的影像有了更多的主控权，大多数的照片都是由他们自己拍摄的。

Ajarb Bernard Ategwa

Cooking Section, 2020

Jack Bell Gallery

My instagram album, 2020

Peress Projects

当然，2020年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一年。在非洲，政府对我们完全不管不顾，因此我们必须在危机中自力更生。我生活在杜阿拉（Douala），但我的大部分艺术材料都是从欧洲进口的；这也意味着，我无法在当下生活的城市里获得我需要的大部分艺术用品。绘画是我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因疫情不能每天去画室或者当我的艺术用品用尽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并不认为，我的观念在这场疫情中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但我学会了一件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能够坦然面对。

当疫情蔓延至巴西时，我们的总统否认了这一事实。因此，大多数人决定进行自主隔离。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家里，另一部分人则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或是出于对疫情的否认，或是出于工作和挣钱的需要。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和丈夫一起呆在家里。我们在新闻上关注着世界的“崩塌”，但通过电脑图像，你很难正确地理解事物。

Yuli Yamagata. Untitled, 2020

Madragoa. $400

与我大多数的墙饰装置作品相比，这些画作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3个多月）。画作的尺寸都非常小（大约10乘15厘米），因为我不想一下子走得太远，与大尺寸的作品打交道。对我来说，在这一微妙的时刻做出巨大的“声明”并没有什么意义。

(文字、图片来源Artsy官方，侵删。）